百年风雨兼程，百年峥嵘岁月。7月1日，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四年前，中国新文学走过百年历程。发端于20世纪初的中国新文学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有学者称之为“解不开的血脉联结。”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项事业对中国新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专家表示，从百年党史与百年新文学史关系的角度对中国新文学的道路和经验进行回望总结，可以为新时代的文学带来更多启示。

血脉联结源自新文化运动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新文学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二者有着共同的源头。”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张福贵表示，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革命理想，促使一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一开始是选择通过宣传先进文化启蒙大众，继而探索改变中国落后命运的政治道路。这就使得中国新文艺与中国共产党几乎在同一时间诞生，二者互相重叠又互相促进，在历史逻辑和思想发展上具有一致性。在他看来，这种亲缘关系，使得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如五四运动、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等，既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的重要时间节点，也深刻影响了中国新文艺的发展方向和创作风格。“可以说，中国作家、艺术家用自己的创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的奋斗历程留下了感人至深的艺术形象。”他说。

“红色基因是革命精神的一种传承，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内核，它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资深特聘教授陈剑晖表示，“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学和中国共产党几乎同时诞生，二者都是为了打碎“旧世界”，推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必然产物。党的早期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同时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中国新文学的开创者。在提倡新文学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翻译、介绍和传播也是新文学家的重要工作。瞿秋白还写下了记述留学经历和心路历程的《赤都心史》《饿乡纪程》等宣传“红色赤都”的纪实文学作品。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国统区到解放区，中国新文学始终与党同步、与历史同步，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服务革命、服务人民，为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作出了独特贡献。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李宗刚表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批赓续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知识分子，激活了自身所蕴藏的“天下为公”的基因密码，并在学习西方现代文化的过程中逐步发现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使得中国的“天下为公”意识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找到了对接点，因此，中国新文学与新文化运动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向“革命文学”发展。他认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既然参与和推动新文学的发展，其结果必然会使新文学逐渐走向人民，这与马克思主义所张扬的人民性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实际上，这批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文学基因恰是从“红色基因”中派生出来的，正是在这两方面基因的交互作用下，中国新文学最终较好地平衡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获得了健康发展。

平衡“红色基因”与“文学基因”

“在整个中国文艺发展史上，可能再也没有比中国现当代文艺与社会政治关联更为紧密的时段了，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就直接表现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与中国新文艺的逻辑演进及艺术呈现之中。”张福贵认为，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革命精神渗透在百年文艺创作的各个环节中，影响了中国新文艺的内在品质。

“我认为，建党百年和百年新文学史之间，归根结底还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冷川认为，从改革开放至今，学术界在认识方面确实有些变化。“比如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研究界有一个颇为流行的‘纯文学’概念。”他告诉记者，“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主流，从20世纪80年代学科再出发时，第一二三代学者，他们都始终看重现代文学的政治属性，而且随着学科训练的专业化程度不断增强，此后更年轻的研究者越来越倾向于从政治、历史、社会的角度去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家作品。”

李宗刚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注重从实际出发，根据现实需要，尤其是根据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需要，及时制定和调整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从而及时地纠正其动态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失衡。这恰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如果要确保“红色基因”与“文学基因”相互平衡，就需要在不同时期不同形势下灵活适宜地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确保中国新文学不致偏离正确的发展道路和方向。

新文学书写百年党史

一百年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文学事业，始终把文学事业视为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历代领导人都高度重视文学事业并且有着强烈的文学情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震古烁今的伟大事业，需要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也需要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

一百年间，一大批以长征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形成了绵延不绝的“长征叙事”。在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红色经典”中的《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一批作品，它们号召民众“救亡图存”，团结起来推翻三座大山，其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其他文艺形式无法比拟的。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则有长篇小说《创业史》《红旗谱》《林海雪原》《红日》《青春之歌》等红色经典。

在陈剑晖看来，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和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是最精彩的中国故事，也是中国新文学最重要的写作资源和书写对象。“中国新文学史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形象化的党史和中国革命史。党的百年历程中各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在百年文学中得到了生动形象的书写，并产生了一大批红色文学经典。”他认为，这些红色经典起到了动员民众参与新的历史建构的非凡作用，在普通读者中传播并产生很大影响。红色经典以文学艺术特有的形式，铭记一段不容忘却的历史。红色经典的产生和广泛传播，正是建党百年与百年新文学关系密不可分的最好诠释。

判断一个时代的文学属性，要牢牢把握贯穿始终的文艺思想的主题和时代精神的本质。张福贵表示，百年来的中国新文学虽然并不直接等同于百年党史，但后者所蕴涵的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革命精神，通过理论传播和社会实践深刻影响了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进而影响了新文艺的创作。由于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同路人”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抑或是民主主义文学，只要这类作品在严肃、认真地思考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就会或多或少地与中国共产党发生联系。

“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传统，40年代的延安传统或者说‘讲话’，传统革命‘同路人’鲁迅，中国共产党引领下的新中国文学等等，都构成了百年党史和20世纪中国新文学不可分割的部分。”冷川表示，它们之间也有对话关系，不同时期在话语权的分配上也有此消彼长。“保持这个传统的多样性，是保持我们的党史研究、革命史研究、近现代史研究和文艺研究活力的最为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