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由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办，《四川文学》杂志社承办，百花文艺出版社协办的“乡村诗意、流逝之声与南方气质——卢一萍长篇小说《少水鱼》研讨会”在成都举行。四川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侯志明、《四川文学》杂志社社长罗伟章、《文艺报》副总编岳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大先、《小说月报》执行主编徐福伟、中国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李明泉等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少水鱼》的出版，对卢一萍而言，意义是重大的。对四川的长篇小说的创作，也是意义重大的。”研讨会开始，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侯志明在致辞中表示，“诗歌是四川的强项，也是四川文学繁荣的重要标志，但是长篇小说是衡量一个地方文学繁荣与否的重大标准。”接着，与会者在罗伟章的主持下，就卢一萍40万字的长篇新作《少水鱼》的创作得失展开了热烈而有深度的研讨。
百花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小说月报》执行主编 徐福伟：在当代的文学评价体系中，长篇是最具权威的文体尺度，是一种文体成熟的标志，而且是一种极具难度的文体，是对作家经历、经验、才华、思想、精神、技术，甚至身体和耐力等的综合考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会在当代文学史中看到作家奋力从中短篇小说向长篇小说创作进军的艰难跋涉景象。这不仅是一个作家对创作路径的一种探寻，更是作家创作成熟之后具有审美自觉意义的必然追求。从这个角度而言，在所有的文学类型中，长篇小说最接近我们这个现实世界模式。作为出版方，我想从编辑出版的角度谈谈对《少水鱼》的阅读感受。首先，《少水鱼》是一部具有极高辨识度的小说，与国内主流文学创作日益面临的小说同质化现象明显区别开来。这种辨识度是建立在小说的地域性、现代性和世界性的维度上的。卢一萍忠实于小说的审美艺术空间的开拓，坚守文学探索与现实主义的结合，娴熟地使用荒诞、黑色幽默等现代小说叙事手法，贴近历史与现实，体现了一个作家虚构的力量。其次，《少水鱼》对乡土文学之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路径，做出了可贵的探索。第三是关注了人类内心冲突问题。第四是对新南方写作文学地理版图的构建贡献了才华。
《文艺报》副总编 岳雯说：《少水鱼》是一部非常具有异质性的作品，甚至也是给批评家提供了难度的一部作品。其难度体现在不能简单地把它放到某种写作模式、某个小说类别或某个常见的阐释框架里就可以阐释。从当代文学创作的角度上讲，它给我们提供了启示。第一，如何做到从现实的烟火中惊人一跳，跳到一个更高的艺术境地里。当下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有两个路径，一个是无限趋近于个人经验的分享，只要其分享的经验足够特别，就会成为大家所需要的，这是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主要方向。卢一萍的《少水鱼》走的是另一个极端的路径。他从个人经验的土地上跳了出来，跃升了一步。说他给当代长篇小说提供了一种启发性的意义，指的就是：他在讲述那个更多地带有虚构特质的历史的过程中，把自己从具体、有限的历史当中超拔出来，进入了一种普遍性、永恒性，让我们看到的这个历史成了人类生活的一个缩影。第二，他把长篇小说当做诗剧来写，把诗歌、戏剧这两种文体融入到了小说中，让我们看到，这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具有莎士比亚气质的宏大的诗剧。第三，《少水鱼》在人物设置上，其实用的是一种三角结构，它里面的主体内容表现的是一个个三角关系。它讲的是人类心灵的一个永恒的困境，即人永远不会满足于自己的所得，永远会觉得我在得到某种富足的同时，立刻会陷入到另外一种匮乏当中。然后，人永远处在这样一个匮乏当中，被煎熬，然后觉得自己是少水的那一条鱼。所以小说的价值可能也是在这个方面，他讲的是一种心灵史。
小说的缺点，一是小说的三角结构过多。有些三角关系是重复性的。这种重复性的关系，没有构成质变，只是叠加，不需要这么处理。二，小说前面非常好，但后面讲到那个与世隔绝的乌托邦在和现代接触之后崩溃的状态时，笔触有一点慌了，其实是可以更缓慢、更从容地来处理，不能更多地拘泥于当下性和现实性，不然，普遍性的提升就会变弱。当然，最后李宗羲又决定重新开始新的长征。这样，就把之前的各种荒诞也好，幽默也罢，变成有了一个转换成正剧的可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刘大先：今天研讨的主题是《乡村诗意、流逝之声与南方气质》。南方气质是肯定的。但这个南方不是我们现在比较流行、时髦的热词“新南方”。这个南方其实是一个被普遍化的、被抽象化的南方。这个南方其实是在帝国的边缘之处，在一个主流文化的缝隙之处，就是一个主导性的观念难以抵达的南方。《少水鱼》的“南方气质”，其实有它的异质性、多样性，有它的沉浮，或者说隐匿于山林或者逃亡于群山的那种无法遏制的东西。主题方面，我觉得是一个迷思、一个神话，或者说是一种魅惑。从表面看，是对于权力，尤其是皇权的迷恋、膜拜，或者屈服；另一个层面，就是情与爱那种不死不灭的本能。这两点其实都是人性最根本的东西，即权力意志和生命冲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少水鱼》其实是一个先锋气质很浓的小说。你会发现，他是在写一个寓言，一个普遍化的寓言。他的叙事也很有意思，是一个亡灵的叙事。这个亡灵的叙事，一定是抽象化的；同时，又是直面化的，在这个叙事当中，你会发现他并不存在，这就是寓言的根本性表征。这就让你感觉到作者实际上致力于在文本当中建构一个异质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那种复杂的褶皱的地理或者心理空间，而是着眼于代表存在主义气质的生存性隐喻。他这个核心意象，还是归结到“少水鱼”这个符码，它指向人的普遍困境，就是权力与情感，爱与死。还有一个，你会发现他最后形成的，其实是一个反讽的效果。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小说里面那个新唐王国，其实一切都是戏拟，都是在模仿，一个模仿一个，每个都是滑稽式的存在。每个人都煞有介势，并且用一种比较华丽庄严的腔调来叙述这个戏拟式的王国。这个帝国想象，跟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不太一样——他那个想象的疆域极为有限，而这个新唐王国，是大帝国主流文化中的一个黑暗之地，最后，又被反转掉了，构成了对历史和历史叙述的一种颠覆，或者说解构。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 李怡：卢一萍的长篇小说《少水鱼》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传奇甚至诡异的“新唐”王朝的故事，民间野史式的追述又与小说家对人性的观察、记录结合在一起，从而在独特的多人称的叙述形态中凸显了人性的各种姿态。我想说的是，这个传奇的故事本身，怎么抵达了人性的深层，最终带给远离传奇的当代中国人以难忘的启示。《少水鱼》的新唐王朝之梦，其实有着切实的现实基础。就在1980年代，在小说所刻画的大巴山地区，诞生过一位农民皇帝张清安。张清安是四川巴中的一名农民。他早年读过几年私塾，后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新中国成立后，张清安是当地能够识字还粗通一些医术的人物。在某种神秘启示的召唤下，张清安封自己为“皇帝”，还封了一位“副皇帝”廖桂堂，国号 “中原皇清国”。他一口气册封了50多位文武官员，还有“后宫”6位佳丽。作为治国规范，他有《天律森吏》作为治国大纲，作为号令天下的权柄，他刻制玉玺。最有意思的是，信息不畅的张清安还将早已去世多年的蒋介石认作左膀右臂，封为“威国王”，这位张皇帝还组建了一支70余人规模的武装力量，霸占巴中县川戏团为“皇宫”，每天上朝接受“子民”们的朝拜，最后“御驾亲征”，向县城挺近。1982年12月21日，巴中县人民检察院以反革命罪将“中原皇清国”头目及骨干分子逮捕入狱。张清安被判处无期徒刑，廖桂堂判处20年有期徒刑。张清安的皇帝梦看似荒诞，实则渊源深厚。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出巡，那威仪就已经激活了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的梦想。刘邦仰天长叹：“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项羽抖擞精神：“彼可取而代也。”从此，这样的皇帝梦就在我们的人性深处扎下根来，绵延千年，生生不息，成为我们的一份“灵魂的遗产”，它貌似遥不可及，又贴近日常，看上去荒谬离奇，却现实具体。这就是《少水鱼》新唐王朝之梦的来源，也是李宗羲家族诡异、传奇却又实在、真切的遭遇。作家卢一萍的多人称叙述从不同的角度解开了这个既传奇又切实的人性秘密，在一个几乎遗忘了“皇帝梦”的当代，带给我们关于这份遗传梦想的生动的记录。在这一番中国式梦想的背后，是社会文化结构的参照和比较。张清安的皇帝梦和19世纪的另外一个真实的美国皇帝故事相映成趣。1849年，英国移民诺顿在美国也上演过一出自立为帝的闹剧。诞生因为社会文化结构的不同，他没有堕入张清安的悲剧，而是引发了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一场喜剧狂欢。事实证明，在一个法治完备的现代社会，“皇帝梦”也可以得到宽容，只要它不侵犯到他人的权利与社会的秩序，周围那些自得其乐的人们甚至不拒绝配合个别人荒诞梦想的达成，在多元化的时代，刘邦项羽的“大丈夫”设想有可能获得部分的满足。这样的故事虽然也不无荒诞却在本质上是喜剧性的，它带给他人和自己都是喜剧。对比鲜明的是，在一个只有“皇帝梦”的年代里，其实这梦境离它的实现最为遥远，而它的形态也只能是怪异而悲剧的，不仅对自己的悲剧，对它所牵连的社会与人群，都是不折不扣的悲剧。卢一萍所道出的就是这古老之梦的奇幻的境界，它提醒我们，如何在洞悉人性的故事中，如何反省，如何完成灵魂的批判。
四川省社会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艾连：卢一萍的《少水鱼》写得很真诚很耐心很细致，整体感很强，创作方法和语言修辞都很精细，30年的功夫没有白费，基本实现了他对汉姆生《大地硕果》、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风格与技巧进行双重借鉴的追求。当然，《少水鱼》也有不足，其人性情爱写得更好，历史反思写得更轻浅，幽默荒诞的叙述，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反思的深刻与厚重。
我重点谈小说的一个人物艾莉娅。这个人物，既重要又不重要。重要是因为艾莉娅在《少水鱼》的结构中，首尾照应胜过“作者”。艾莉娅的故事有叙事性意义，她使整部小说首尾贯通，紧凑而不散漫。她是李宗羲最后宠爱的贵妃，也是《少水鱼》“皇帝梦”反思主题重要的载体。“作者”只有功能性价值，是《少水鱼》多声部叙事的“套娃”结构的外壳。同时，还有反思意义，对其崇拜“皇帝”以及皇帝威权的反思。《少水鱼》是一部充满先锋气质的小说。先锋气质的《少水鱼》从某种意义上开拓了新历史小说的面向，不妨称为新新历史小说。《少水鱼》充满了想象，黑色幽默运用娴熟，但其富有质感的“细节”以及与历史的具体情境相扣合的方式比新历史小说往前更进了一步。《少水鱼》谙熟新历史小说的技巧，但在“历史”的反思中更具有真正的“问题”意识，使得从川东北森林里采风而来的“传奇”故事变得更加具有历史的价值，从边缘化的李贤，到更边缘的起义者的余部，在近乎“避世”的生存环境中，最终在时代洪流中消失殆尽。从这个意义上讲，《少水鱼》比90年代的“新历史小说”更具有反思的价值。它在荒诞的故事情节中对“皇帝梦”的反思，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评判，是对新历史小说反思精神的延续和延展。
中国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李明泉：我赞同刚才岳雯说的，这是一个挑战批评家的小说。我用一个新名词给它定位，叫“析根小说”，就是分析我们中华文脉的根。我觉得这部小说触及到了中华传统文化最深层结构中最柔软的部分，最敏感的部分，触及到了我们传统文化结构深层次的痛点。这是我读了这个小说以后，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所以我非常欣赏百花文艺出版社，能够出版这部小说。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阿来研究》主编陈思广：历史小说创作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毫无疑问是历史观。如何选择笔下的历史？如何看待笔下的历史？也就是写什么与如何写？既决定一部历史小说的起点，也决定一部历史小说的成败。卢一萍的小说《少水鱼》是一部表现历史荒诞性的长篇历史小说，它的历史观也会引人思索。同时，作者卢一萍在书写的过程中，采取了散向叙事的创作手法，在人物命运的多重意蕴以及由之生成的艺术张力方面也为人们探讨这部小说的艺术留下了思考的空间。
四川省评论家协会秘书长 白浩：首先，《少水鱼》以先锋派的叙述方式来构建一部村镇史，是中国化的《百年孤独》式村镇史志想象。小说开篇就是煞有介事的王朝叙事，看到最后我们明白这不过就是一个村镇史，小说在总体上是一个荒诞的村镇史志建构，同时也是家族史，是数代人在迁徙与定居间的生活更替史，充满了隐喻，也充满矛盾、荒诞和解构。小说在叙述上采用多角色自述，推动现场感与交叉互视空间的弥漫，不少的魔幻化细节生动细致。小说的史志叙事其实更多是一个故事依托，为外在形体，而寄托的内在灵魂更多指向于情爱志。其次是中国多相谱生存哲学的吞吐。小说的叙述采用了开放式叙述，而终极旨归为何却并无答案。“少水鱼”意象看似来自佛家典籍，但作者其实只是用于一个生存过程描述的借用，用来指生存过程之苦。作品中有鱼水之欢，有离水之鱼的苦，有脱水之鱼的欲火描述，也还有江河为养鱼之水土的描述。佛家典籍讲苦，最终是指向于空、寂、灭，过程为苦，本质是空灭，故而引出“少水之鱼”的警世偈语。但小说《少水鱼》终极却并非指向于空、寂、灭，而恰恰是绽放出强悍的生命力，这生命力不断在抵抗着这苦，甚至在享受和咀嚼着这苦的意义。《少水鱼》的叙事非单向主题叙事，而是文本之中一个布满了矛盾与荒悖的叙事，而小说魅力终究在于双主题拉扯形成的过程叙事魅力。这是在此岸与彼岸之间的矛盾与过程的张力。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 周毅：我想谈的是《少水鱼》的叙事策略与审美意涵。第一，故事人物的多视点交叉讲述，形成了众声喧哗、互文现义的叙事场域。其审美效果是，便于隐含作者、读者、听众可以多维度地观照同一个事件、同一个人物。每部分的叙事者都以第一人称展开讲述，并且叙事者也是亲历者，很容易让读者和听众随故事人物歌哭悲欣，感同身受地进入江河、大海、森林这些环境，也能够真切地领会到这些人对生命、对欲望、对爱情、对伦理的复杂体验。与此同时，又因为另外的多个人物视角的有效植入，给置身事外的读者、听众一种“兼听则明”的认知体验。第二，“亡魂口述史”的文体实验，让叙事的可靠性和不可靠性始终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毋庸置疑，真正的口述史都是听活人讲述亲身经历、亲眼见证、亲身体验过的事情，并做如实记录和适度加工。但是要注意的是，《少水鱼》的讲述者全是“亡魂”，而这种“口述”事实上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所以，亡魂口述史就巧妙地融合了真实与虚构、链接了可能与不可能，所以让听众心理一直处于将信将疑、时近时远的接受状态。可以说，“亡魂口述史”的文本实验不只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新颖的、独特的创造，它打通了史学、文学、人类学、社会学的学科壁垒，使得听众或读者对文本陈述的事件有了多层次的、多维度的，不断变换距离和高度的的认知和把握，从而大大增强了文本的意义容量。第三，让身份悬殊的亡魂均可口述，体现了隐含作者的历史观、生命观、自然观。《少水鱼》安排所有亡魂均可自由讲述，实则想表达人人都可以书写历史，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其价值，是真正意义上的普通人写的普通人的史诗。
《当代文坛》编辑部主任 刘小波：《少水鱼》是一场充满“南方柔情”的春秋大梦，是卢一萍“新寓言”四部曲（《激情王国》《我的绝代佳人》《白山》《少水鱼》）的第四部。这部《少水鱼》也是他创作的继承，无论是风格、主题，还是技法，都有所延续，不过这部作品很明显是功力更深的一部，是他整个书写经历的集成之作，出版后在文学界反响热烈，可以说是这几年四川长篇小说的一大收获。概而言之，小说呈现出三种面向。一，历史的野心。这是一部关于农民的帝王梦书写，以此书写中国19世纪的百年史。小说以虚构的皇室家族流亡史为主线，对历史进行深挖，涉及诸多的重大历史事件。卢一萍的创作一直以来主要是通过寓言化的方式对历史进行呈现，擅长表达历史的荒诞感。这种荒诞感给人的冲击更大，反思性也就更强。这种历史感在他的小说中随处可见。小说书写农民称帝，是有着真实原型的“野史”表达，某种意义上也是以小写大，是对那种宏大历史的一种解构，因为《少水鱼》所写的帝王，是那种小得只有一个村庄领土大小的帝王，活在自我虚幻的世界中。二，乡村的诗篇。这是一部献给故乡的宏大之书，虽然是虚构的皇家生活，但是故事场景却总有故乡的影子。那些原始的狩猎与耕种场景描写，有时竟有世外桃源般的感觉。小说快结尾的时候，外面的势力已经开始全方位影响乐坝这个曾经与世隔绝的地方了。原始生存方式被现代文明挤压得没有空间了，现代文明导致原始生活被打破，也有了桃源梦碎之感。作家一直在思考着怎么才能更加了解乡村，老家熟悉而陌生的“巴楚”文化给作家完成这部小说提供了灵感和动力。同时，这又是一部写爱情的书。“爱情是人世唯一的光”是小说中的原话，感情线始终是小说的主线。感情的喷涌很多时候是无节制的，有时还打破了伦常，遵循原始的生命力。这些都和“南方柔情”有关。三， 命运的悲剧。“少水鱼”这一意象，是理解小说的关键，“少水鱼”的状态触及的是人类生存的本质。小说甚至借人物之口，说出了“人间尽是悲伤”这样的悲剧性论断。作品对命运状态的描述，更多的是对厄运的写照，而这些与历史并无直接的关联，而是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的。也即是说，寓言的笔法并不和现实相矛盾，也没有脱离实际生活，与日常依然有着很深刻的关联。
成都时代出版社副总编 庞惊涛：卢一萍的长篇小说《少水鱼》和钱锺书先生在学术研究上自铸伟词的“小家薄相”存在一种文学上的互阐可能。小说的故事线其实并不复杂：号称大唐皇室后裔的李氏家族数代人，从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初，为创建新唐王国，百年间自大巴山南麓流徙到江南，再从东海荒岛逆长江远征到大巴山南麓这样一个惊心动魄的魔幻经历。小说试图在荒诞的情节演绎中探索幽微复杂的人性，并对“少水鱼”的人生境遇抱以最大程度的理解和同情，在百年辗转、方寸腾挪的狭窄生存空间里，他甚至试图通过李宗羲等李氏家族群体的命运展开，鼓励人们在遭遇“少水”的困境里，背“水”一战。“少水鱼”这个意象的源头在禅门。事实上，卢一萍化用“少水鱼”的意象，是“正义反用”；“雅语俗用”，其路径正是将“高贵”的佛家理论和“世俗”的人生打通。到这里我们会发现，钱先生“小家薄相”和“少水鱼”的意象似乎有相当强的接近性，两者之间存在一个互阐的可能。其互阐的第一义首要指向是对自身所处环境的客观认识。“小家薄相”和“少水鱼”互阐的第二义指向小说中男性能力的不足。“小家薄相”和“少水鱼”互阐的第三义指向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庸俗。钱先生用“小家薄相”评文论人，提醒大家切不可“小家薄相”，于当世及后来有讽喻劝诫之胜意。那么，卢一萍写《少水鱼》的命意又在哪里呢？窃以为，好的小说就是要揭示人类面对的精神困境。卢一萍出入禅门，通过一个百年家族的命运演绎，试图在揭示一种众生皆可能存在的生命困境之上，提出一个劝进和激励的良方：虽如少水之鱼，但也要百折不挠，努力腾出一片乐活的大海。虽是小门小户，才力隘薄，但也要尽力展示自己的见识和才情，只有如此，那些看上去荒诞不经的幻梦才有白夜醒来，也尊之为火热现实的追逐动力。无论男女，我们都能从李氏家族的对应角色中，找到某种精神力量。对于意志坚定的人而言，旁人的讽刺或者嘲笑，恰是激励我们朝向目标不动摇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少水鱼》这部小说，家族百年的荒诞经历只是一个文学叙事的表现，其内核是呈现国人虽处困境但仍要搏击一番的奋进史。这是一部劝进书，也是一部写给弱者的勉励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