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 推动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近30位作家、评论家围绕如何深刻表现发生在新时代农村大地上的“山乡巨变”、更好地塑造新时代“新人”形象、切实推动新时代农村题材创作繁荣发展等话题展开了深入交流。《文艺报》刊发与会者的发言摘要，以飨读者。 ——编 者

文学需要记录好我们共有的乡土

□陈 彦

今天的乡土，与前辈们在场的那个乡土，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这是一个巨大的开放空间，一个由交通改变了时间观念的空间，一个东西、南北地理优劣势差距愈发凸显的空间，更是一个城乡二元对立与融合发展进程中的新型特殊结构空间。

千变万化的乡土新形态，其实给创作者提供了巨大空间，让我们能够在更加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去寻找我们要进入的那个新“乡场”。这是一个宏观的“乡场”，从都市到农村，都有它的生动景观；这也是一个微观的乡场：一个人，一个村庄，到一个乡镇、一个“城中村”的人情物理镜像，都能隐喻与折射出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反复撕裂、弥合与苦苦寻求新定位的震颤与摇荡。很多村落已找不见扛着锄头下地的农民，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存观念、伦理道德都在发生着惊人的新变。这里有在城市化进程中变得荒凉破败的“空壳村”，也有在乡村振兴与新的生态文明建设中蝶变为“花海书香”的清溪村，我们既需要“蹲点”式深度书写，也需要对新的乡土社会有一种高度概括的“纵观”能力。继承柳青与周立波式的经典作家的经验传统，恐怕对乡土社会的总体性把握，仍是一种路向。但今天的乡土社会，是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复杂多变且气象万千的新现实。它是一部我们还没有学会欣赏认知的多声部立体交响乐。任何一种自以为是的纵深，都可能只是一种侧记、一个单声部，我们面临着从未有过的书写困境，但也不能怯场，更不能绕道而行，因为这是我们共有的提供着基本生存热量的土地。

多角度、全方位地记录下我们在场的这个时代语境已全然不同的新的“创业史”与“山乡巨变”，尤其是聚焦有关人本、尊严、权利、公平、发展、共享等话题，从而抵达“乡场”上那些情感精神生命的最深处，当是我们不可缺位的工作。

（作者系中国作协副主席）

写好山乡巨变中的人

□白 烨

新时代的乡村振兴与山乡巨变，是正在发展变动着的生活，正在进行时中的现实。对于这种我们尚不熟悉，或者熟悉了又陌生了的现实生活，写作者显然需要花费更大的气力，下更大的功夫。赵树理、周立波、柳青等老一代作家之所以写出了传得下去、留得下来的经典作品，是因为他们在社会现实的了解与研究上，在人民生活的观察与把握上，一直都非常用心用情和用力。赵树理告诉人们他创作经验中至关重要的一条，是长期地“在群众中工作和在群众中生活”，而且他还总结出深入生活的“久则亲”“久则通”“久则约”的三大好处。周立波反思了他过去“在生活中，却没有生活”的经验教训，下沉到湖南益阳的乡下，深入观察父老乡亲的日常生活，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写作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山乡巨变》。柳青在皇甫村落户和工作14年，在与人民一道前进、一同生活的过程中，写作出新颖又厚重的《创业史》。跟这些老一辈的小说大家相比，我们在文学写作上与他们的差距不仅特别明显，而且十分巨大。

我们当下的小说作品中，比较缺少饱含时代情绪又堪称典型的人物形象，也缺少富于时代气息又引人入胜的生活故事。我们对于现实生活的了解、把握与研究，不够长久，不够深入，不够到位，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因此，我们需要反思和改变我们生活与写作的当下现状，以向老一辈作家学习和借鉴的虚心态度，像他们那样满怀焦灼感、紧迫感，把“深入人民、扎根生活”作为必修课，甚至当成日常化，与现实生活保持一种更内在更紧密的联系，不断充实和丰富自己的生活库存，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才有可能写出具有自己的个性特点和具有这个时代鲜明特征的优秀作品，塑造更多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的艺术形象。

（作者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经济学思考

□武 力

观察新中国70多年的现代化进程，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生产方式的变化带来生活方式的变化，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又带来了思想观念的变化。这种快速剧烈的变化，对文学创作来说，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机遇和探索空间。我常想，在这70多年的社会发展中，农民所经历的变化是最大的。一方面，从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再到实行包产到户，还有今天的三权分置、新型集体经济，农民经历了太多的制度和政策变化；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民从原来的土地劳作，从熟人社会、血缘关系，突然进入到企业和陌生的城市打工，变成市民了，进入了非农产业和城市生活。他的生产、生活环境发生变化，他的思想也发生急剧的变化。所以，农民怎么从农村进入到城市，怎么适应这种大的时代的变化、急剧的变革？这些人的生活、诉求和理想，我们怎么去关注、怎么去书写？

面向未来，我们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的现代化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是我们学者要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文学创作者应该关注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农村题材创作大有可为。我们的广大作家应该深入到农村去，深入到第一线去。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农村题材创作领域，我们出现过这么多好的作品，就是因为这些作家熟悉时代、熟悉农村、熟悉农民。像周立波、柳青这样的作家，为了写好作品，真正深入到农民中间。我们面临着一个不断变化、迭代特别快的时代，我们在思想上、在专业上、在知识面上要适当地去扩展，以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和要求。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深刻认识党关于农村的方针政策，也要深入了解生活的细微变化，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从经济学维度考察文学赋能乡村振兴

□张 琦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多年来，牢记使命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巨大的减贫成就，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胜利，实现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解决了中华民族困扰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打下坚实基础，同时也贡献了全球70%以上减贫人口，为人类减贫事业作出历史贡献。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我国开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明了为什么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如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应正确处理哪些复杂关系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明确提出了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展示了打造与我国大国地位相称的农业强国的信心与决心，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全面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着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深化乡村制度改革创新。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农民的生产、生活在这些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村政策的变化，农民生活空间的移动、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精神与心理，是文学创作的富矿。中国作协实施“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积极推动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发展，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农村的发展，比如清溪村这样的案例，既可以从经济学的维度进行考察，也可以从文学的角度进行书写，这需要我们两方面的人员多加强交流，共同深化我们对时代与社会的理解。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教授、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

以文学反映乡村的结构性变化

□陆继霞

乡村作为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场域，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时间里发生了巨变。首先，乡村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呈现出“离土”“守土”和“返土”共存的特点。其次，乡村的功能发生了变化，从简单的粮食生产的经济功能转变为农业生产、生态涵养、居住空间、文化传承、休闲和旅游等相融合的多重功能。第三，乡村的产业结构和农民的收入结构，以及乡村的社会关系和价值规范等都与几十年前大不同。随着城乡融合的推进，会有更多的青年在乡村开拓出新的经济空间。通过文学作品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乡村的变迁，讲述乡村振兴、城镇化、共同富裕的地方经验以及各个领域在乡村所发生的巨变，是新时代对文学创作提出的要求。

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讲述中国发展故事，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以乡村为题材创作的文学作品。通过文学作品反映新时代中国乡村的变迁，比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成果的受众面更广、传播力更强、影响力更大。无论是对于中国国内的读者还是对于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的各领域读者而言，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都不可或缺。尤其是将优秀的文学作品通过翻译成外文等方式进行国际传播，将更加有利于国际社会尤其是青少年了解中国、理解中国。

当然，今天谈论中国的乡村、书写中国的乡村，不能就乡村谈乡村，而是需要一种新的城乡融合和全球发展的视野。作家需要真正深入到乡村的现实生活中去，就像那些前辈作家一样，每天和农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劳动在一起，每天和他们聊天，对他们的日常进行观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创作出新时代以乡村为题材、能够反映乡村巨变的优秀文学作品。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教授）

重读文学经典 写好乡村人物

□孟繁华

1956年至1959年，周立波先后写出了反映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及其续编。小说中的人物最见光彩的是盛佑亭，这个被称为“亭面糊”的出身贫苦的农民，是一个典型的乡村小生产者的形象。亭面糊的性格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很多缺点，这正是这一类带点“老油条”的味儿而又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老农民的特征。作者对他的缺点是有所批判的，可是在批判中又不无爱抚之情，满腔热情地来鼓励他每一点微小的进步，保护他每一点微小的积极性，只有对农民充满着真挚和亲切的感情的作者，才能这样着笔。这样的人物后来被概括为“中间人物”。

赵树理、周立波、柳青三大作家是当代中国书写农村题材的顶流，在农村题材的范畴内，至今仍然没有超越他们的作品出现。不然，就不能理解中国作协组织的重大活动称为“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可以说，赵树理、周立波、柳青三大作家与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关系，创造的人物的生动性、生活化等，仍然是当代中国农村题材中最优秀的。究其原因，他们除了创造了王金生、邓秀梅、梁生宝等体现社会主义道路和价值观的人物之外，更在于他们塑造了诸如马多寿、“吃不饱”“小腿疼”“亭面糊”、梁三老汉等具有鲜明中国乡土性的文学人物。这些人物使小说内容变得丰富、复杂，人物更加多样，气氛更加活跃，更有生活气息和氛围。这样的文学人物在当下的乡土文学中已不多见。

当下的“主题创作”紧跟时代步伐，书写一个时代的伟大变化，其精神是必须肯定的。但是，一些小说将笔墨过于集中在这些“新时代的梁生宝”身上，而没有顾及更多人物形象的塑造，在文学性上终还是“势单力薄”而缺少文学的丰富性。只有“主题”而缺少创造，从而流于仅仅是配合了时代对文学的呼唤。我们应该从这种创作倾向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也应该从我们的“文学遗产”中汲取营养和精华，从而提升我们时代文学的质量。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记录思想的表情和时代的表情

□乔 叶

对于乡村，所谓的“现实”固然指乡村实体，与此同时，这个实体本身也有着弹性的外延。书写乡村不能仅限于乡村的此时此地，而需要在个体与整体、历史和现实、地缘和血缘、中国与世界等多方面进行多维度的观照和把握。这就意味着作家需要不断拓展自己的视域宽度、认知高度和思考深度，需要作家有能力参与到宏阔的历史进程中，以文学的方式描绘出富有价值的建设性图景。

承接传统是毋庸置疑的，但随着时代更迭，传承中也应该有新变。我认识到自己跟前辈们的乡土写作因为代际、生活背景、成长路径、性别身份、审美趣味等各种不同，写作必然也会呈现出各种差异性。比如诸多前辈的乡土写作比较关注乡村权力，因为他们在盛年所拥有的经验就是乡村和城市二元对立，乡村有相对闭环的运行体系，各种利益都在乡村内部。而我作为“70后”在成长中的所见所感，就是大量农民不再种地而进城务工，与此同时，土地开始流转，计划生育不再成为问题，基层干部职能向服务型转化，工作焦点和难点经常发生转移，需要他们不断调整姿态去面对。简而言之，在时势之变中如何关注新的现实，如何描写沉浸其中的人们的新伦理建设和新生活建设，这些都成为了我的写作重点。

乡村、农村、村庄、时代，这些词语都蕴藏着文学的富矿，其中最具有核心价值的矿脉永远是人。一个我特别敬爱的前辈曾这样说：“小说对读者的进攻能力，不在于诸种深奥思想的排列组合，而在于小说家富于生命的气息中，创造出思想的表情及这种表情的力度和丰富性。”我想，思想的表情一定融合着时代的表情，同时也包含着在时代中生活着的人们的表情。这些表情中能够解读出的信息是极其鲜活和迷人的。我喜欢捕捉和记录这些表情，愿意为此继续努力写作。

（作者系北京作协副主席）

展现农村新貌，塑造新人形象

□关仁山

现实错综复杂，如何整体把握新时代、反映生活本质，需要穿透时代信息的思想能力。作家对现实农村生活的理解和认知，可能是正确的、深刻的，也可能是偏颇的、肤浅的。其中的生活具有复杂性，新问题、新矛盾，迷雾交织。时代在变，对乡村的文学书写必须改变，以适应现代语境下乡土创作的艺术要求，适应今天读者的要求。随着乡村振兴的深入，“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推广，就像周立波笔下的湖南清溪村一样，全国农村会出现更多的乡村典型，需要作家用作品去激活这些文学地标。

时代要求文学对乡村的历史进程中人的心路历程和行为活动做准确而深刻的描绘。所以说，作家应该积极融入新的生活，以新思想和新感情，讲好新故事，塑造新人典型形象。这个新形象，应该是时代的“这一个”。过去文学经典里，如《创业史》《山乡巨变》等，塑造了真正“站起来”的农民形象。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平凡的世界》里有“富起来”的农民形象“孙少安”等。今天的文学需要“强起来”的农民艺术形象。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又要铸魂。扶贫和乡村振兴放在历史的长河里考察，只是一个瞬间。恰恰在这一瞬间，现代农业发展中造就了农民特殊的人生，锻造了新的农民英雄。作家要把创作的激情燃烧到这个伟大瞬间里去。尽管苦难与农民相伴，但是，苦难也铸就了农民顽强生命的华章。对新人的发现、对新人的透视与剖析，不应该停留在简单颂扬层面，应该是深层次的，是精细和透彻的。探讨人性的复杂与矛盾，从文化的“根”上去雕刻人物，写出他们在大时代中的精神风貌以及产生裂变过程，在他们奋斗崛起的人生轨迹中，蕴藏着生命的真谛。

（作者系河北作协主席）

寻找书写变革时代的新方法

□张 莉

谈起乡土写作，我首先想到鲁迅的《故乡》、沈从文的《边城》等作品。可以看到，现代文学对乡村的想象是矛盾而纠缠的：一方面，乡村是启蒙和拯救的对象；另一方面，乡村则是我们生发“乡愁”之地。这两种乡土美学共同构成了中国乡土文学书写的传统。后来，中国农村生活和农民面貌在解放区作家笔下焕然一新，这是重要的文学审美变革。什么是解放区文学的写作传统？我想，写作者要看到时代的巨变，看到新的农村现实和新的农民生活并诚实表现，同时也要寻找表现巨变的新角度、新方法。

今天，讨论农村题材文学创作时，强调写什么固然重要，但也要深入思考如何写、怎样写。一部优秀的农村题材作品既代表我们时代作家对农村生活的理解和认识，也代表我们时代作家的文学追求，代表我们时代的文学审美，我们时代的阅读趣味。换言之，一部作品的优秀，不仅在于深刻的内容，同时也要有与之相匹配的语言与形式，它应该是人人爱读的艺术品。今天，我们看到“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正在推进。我们要深入思考，如何面对我们优秀的乡土文学传统，以及如何将这些传统实现新的转化、新的拓展。我认为，这是在思考农村题材文学创作方向时所需要正视的：要写出我们时代新农村的重大变革，要写出我们时代农村人的精神追求、心灵生活，同时，更要寻找与这种新生活、新变化相匹配的新形式、新表达。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扎实推进“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

□鲍 坚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稿源主要由三个方面构成：一是作家出版社的作家约稿和作者投稿；二是名刊名社推荐作品；三是各省级作协推荐作品。到目前为止，共有30部作品被列为“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项目作品。

下一步从两个方面抓工作：一是保证一定来稿数，确保创作计划的可持续性；二是抓质量，尤其要抓好名家参与。名家参与是“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作品质量的最大保障。作家社自身要加强约稿工作，同时要进一步发挥名刊名社的重要作用。主动发现青年作家、新作家、基层作家，鼓励他们参与创作计划。对于青年作家、新作家和基层作家的来稿，选择基础较好的，集中编辑力量，用超乎常规编辑出版的力度帮助修改提高。

此外，要解放思想、扩大视野、开拓思路，丰富作品的选题类型。如尝试请一些类型文学作家参与创作计划，使“山乡巨变”的故事更丰富多彩、更精彩动人。作家社要继续加强选题策划，发现具有典型性的原型、素材，寻找合适的作家进行创作。继续用好专家改稿会的手段，帮助作者有效提升作品质量。加强作品出版后的宣传营销。针对品牌宣传、专业评价与产品营销的不同受众群体，综合运用不同的媒体和网络平台进行宣传。与此同时，今年要与有影响力的宣传平台合作，开展立体式的宣传，力争让“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品牌和一些优秀作品能够引起社会多方面的关注，让作品卖得更好。

（作者系作家出版社董事长、社长）

塑造新人的意愿与能力

□刘庆邦

我们现在都在强调，文学创作要塑造时代新人。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这对于我们每个文学写作者来说都是一个考验，考验我们有没有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对农村生活还是比较熟悉，在农村生活到19岁，然后参加工作到煤矿，然后就到北京。虽然离开了老家，但是我和乡村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当然，对农村的发展也很关注，每一次回家都看见农村在不断地变化。大姐、二姐跟我说：“现在农村跟以前不一样了。你写写现在的农村。”我说：“行啊，想写。”我们作家有这个想法和冲动，但不一定能成功写出来，这需要一个契机。你得把人写好，因为小说不就是要写人吗？人物形象是否塑造成功，是衡量这个小说的一个关键。特别是主题性的写作，对文学性的要求特别高。后来，我想，我最好能找到一位驻村第一书记为主要人物，才能把所有素材集中起来，统帅起来。在贵州遵义，我找到了这样的典型。后来，她成为了《花灯调》的主人公。在她身上，有坚定的信仰、不变的初心，有新的思想、新的奉献。当然，她也有她的弱点。总体来说，这属于比较正面的人物类型。与此同时，我也塑造了一批比较复杂的人物，比如酒鬼、赌徒，还有盗窃的、吸毒的。这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人物谱系。

有评论家说，“刘庆邦写的是中国美”。我觉得，“中国美”这个说法挺好。它是一种综合美，不仅有城市之美，也有乡村之美，不仅有外在之美，也有内在之美。我试图通过《花灯调》，逐步地向“中国美”靠近。

（作者系北京作协副主席）

乡村召唤着我

□周瑄璞

我出生于河南农村，9岁转学到西安，跟随父母生活。爷爷奶奶去世后，我曾经以为不再介入那里的生活，从此将切断与乡村的联系。但是，走上写作道路之后，时常感到有一个声音召唤我：回来吧，这里有你想要的一切。于是中年的我，回到故乡。

乡村其实并没有凋敝，她也不可能凋敝，因为土地永远是最宝贵的财富，创造生生不息的价值。乡村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农民摆脱土地的束缚，有了更多选择，而土地由能人集中承包经营。平常村里人少，很是安静，过年时人们从外面回来，乡村经历近一个月的情感峰值，归于平静，等待下一轮的欢聚。

城市有的，这里也都要有，网络、汽车、快递、商品房，一样也不能少，哪怕是替代品、山寨货，先有了再说。有一种几千元的电动车，带后斗，防风雨，可拉人，可装货，时速大约二三十公里，在农村家家都有。你能说这不是车吗？这就是他们的“私家车”呀，每当看到这样的“汽车”颤巍巍奔跑在乡村公路上，我都很感动。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步伐从未停止。

其实在广大乡村，几乎每一个家庭都能写一部书，每一个人都有故事。因为生活中每一个事件几乎都是紧贴时代步伐和政策而变动的，风往哪里吹拂，人们就倒向哪里，这就是世风吧。名词也是不断更新，最早的生产队挣工分，后来的包产到户责任田，直到今天土地流转吃地款……时代发展和每一个大政方针都在乡村投下浓重的影子。作家其实也不需要虚构编造什么，睁大眼睛观察，及时记录描述就行。

（作者系陕西作家）

作家不能对乡村一直停留在旧的认知里

□畀 愚

我正在创作长篇小说《纯真年代》。这个小说其实早在2010年时就已经动笔。一边写，一边收集资料，但写了不久，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像我们这代“70后”的作家，对中国的农村其实是一直停留那些旧的、以往的认知里，尤其是对处于变革中的农村，许多了解，也都是很片面的。所以，我当时就停笔了，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对乡村与乡村人物的观察、了解中。所以，原本打算写的三十年改革开放，到现在成了四十年的。但我认为这额外延伸出来的十年，恰恰是我深入生活、了解乡村的这十年，也正是我们“新时代山乡巨变”最为显著的十年。我有幸一直在现场。

我的家乡在浙江平原的一个小镇上，它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既是一座桥梁，又像个瞭望台。在那里，你不管是眺望城市，还是回顾乡村，它都在一段恰好的视距里，可以更客观地看到它们双方的发展、变化以及存在的问题——尤其对于我们的农村来说，经过这十多年的发展，它的面貌焕然一新了，生活现代化了，甚至连表达方式也有变化了。乡村中也到处体现了传统的力量。其实这种韧性往往也是一座村庄的个性与灵魂所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种力量在不断丰富与立体着我们的乡村，让它变得更加多元化，更加地具有开放与包容的基础。当然，矛盾也是避免不了的。但我们仔细去看，那些发展过程的矛盾与冲突，其实就是旧与新、历史与当下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而这恰恰就是我们创作所需要抓住的。所以说，在一个时代浪尖上的乡村里面，是充满了文学元素的。

（作者系浙江作家）

新时代乡村历史性变革与书写的创变

□刘大先

乡村振兴的历史性变革体现为乡村的中国式现代化，具体表现为农业的科技化、工业化和商业化，比如“互联网+”、文旅融合、农旅融合、碳抵消的环保合作等方式，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这就使得我们现在的乡村，不再只是传统文学作品中的“风景画”“风俗画”或“风情画”，而是呈现为折叠、开放、流动，充满各种可能性，呈现出参差多样的风貌。这样就对文学书写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怀旧的温情、乡土的挽歌与现实的素描之外，如何进行乡村书写的创变？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开拓。第一，走出同质化的乡村想象，描摹有着不同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生活习俗的乡村，写出各个地区的乡村的个性化发展之路。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地区发展不平衡，存在着差异性。这就要求我们的作家不能用某种单一模式来处理乡村经验，要深入到基层之中，看到不同乡村的个性化、地域性、差异性。第二，塑造出不同于土地改革时代、合作化时代、改革开放时代的新农民形象，将其作为城市与乡村、农业与兼业、科技与人文相融合的新时代主体。这需要作家去除掉对农民的刻板印象，看到乡村生产与生活的新形态。第三，在生产生活方式中，刻绘新乡村中伦理道德、情感结构与感受方式的微妙细腻变革，在个性化中凸显出总体性的社会律动与时代精神。我们的作家需要把眼光放开，保持心胸敞亮，来真正面对新时代乡村的种种结构性变化，创作出更多真正属于这个时代的优秀作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农村题材写作的“当下性”和“前瞻性”

□刘 琼

“三农”问题在中国社会中有着重要地位。作家如果心怀“国之大者”，就不能不关注农村和农民。但扪心自问，我们对中国当代的农村和农民有多少了解呢？农村的社会结构变成什么样了？另外，还要问一问，我们对于乡村的了解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获得？如果作家做不到每年甚至是每个月都花一点时间在乡村住一段时间、与留在土地上的人交谈，怎么敢说自己熟悉乡村、了解乡村、热爱乡村？所以，推动农村题材文学创作，作家要熟悉和热爱农民这个群体，“按照农村的本来面貌来写”，才能写出相对客观的、真实的农村；而不是在书斋里或记忆中，把农村单纯作为审美对象或批判对象。更不应该看起来是农村题材，实际上是“想象的农民”“虚构的农村”“悬浮的生活”。

农村题材写作应有“当下性”和“前瞻性”。“当下性”体现在，作品要有生活现场，反映生活原貌。这需要我们用脚去走，用眼去看，用笔最大限度去还原真实乡村，展现当下农村社会真实的矛盾、结构、变迁，让大家感同身受。什么是前瞻性？通过深入生活，不仅发现问题、抓住矛盾，还要探讨矛盾和问题的解决方案，探讨乡村全面振兴的道路。文学作品除了具有情绪价值之外，还要有思想价值，提供公共议题。只有这样，作家才能成为具有思想伟力的作家，作品才具有参与改造社会的价值。农村题材文学创作是开放的，类型应该多样，但现实的真、思考的深、文学的美，应该是共同追求的理想。

（作者系《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

新时代呼唤新的《山乡巨变》

□李朝全

新时代的农村已经完全变了。正像当年的土地改革、农村合作化运动催生了《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创业史》等当代文学的一批经典性作品，今天农业经营方式通过三权分置正在发生着革命性变革，土地的集约化、规模化、机械化、现代化生产也使农村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这场正在发生的三农变革，这场新的“农村革命”，正在呼唤着新《山乡巨变》、新《创业史》。

今天的很多作家无法像前辈作家赵树理、周立波、柳青、路遥那样，十几年如一日，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生活，打成一片融为一体。作家在与广大农民建立起休戚与共的关系共同体方面，还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很多作家对当今农村的深刻变革了解不深，尤其是对新时代的农民还不熟悉。对于三农的定位和认识必须端正，必须运用大时代观、大历史观进行整体性的把握，一味地赞美歌颂或者批判指责都是片面的。农村实质上是一个巨大的时间和空间的容器，乡村所负载的，不仅仅是国家的粮食安全、国计民生、生态建设等物质性的内容，它也承载着我们的历史、人文、乡愁等精神层面的丰富内涵。广大有抱负有理想的作家，要深入农村，深入农民生活，去把握“新质”农村、“新质”农人，在此基础上深入解读新农村，深思农村的来路和去向，运用优美的语言文字和高超的艺术，写出这个时代的文学经典。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

山乡巨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面镜子

□李云雷

当前中国乡村中不仅有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也有逐步发展起来的工业文明，还有飞速发展的信息文明，在西方数百年历史上逐渐演变的农业、工业、信息等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文明体系，在当前的中国乡村中彼此共存共生，互相冲撞激荡，混杂糅合在一起。因此，现在的乡村包蕴着无限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可能性。

新时代山乡巨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面镜子，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天地。但我们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不能仅就新时代写新时代，而要有历史感与未来感，这样才能从整体上将之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阶段加以把握；也不能仅就乡村写乡村，当代乡村涉及到的问题是与城市、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需要有开阔的视野、广博的知识、切身的体验，才能真正认识到当代乡村正在发生什么。比如关于土地与人的关系，在描写土改、合作化、包产到户的经典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与土地的深厚感情。但在我们的时代，不少人摆脱土地进城打工，或者在乡村从事其他行业，这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来说是社会进步，但从土地与人关系的角度，我们正在经历的却是极具历史性的时刻，也是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戏剧性转折，我们该如何从整体上把握？这些都是我们在新时代必须面对与思考的新现象、新问题，只有从各个角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经验，我们才能书写出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新史诗。

（作者系《小说选刊》副主编）

新农村 新发现 新作家

□陈 涛

书写新时代农村，必然要求对新时代农村的内涵深入了解。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极大消弭城乡差别，城乡一体化面貌愈发清晰。农村早已不是作为城市的参照的存在，二元对立书写模式的破除与摒弃早已是共识。随着现代资讯与科技文明的大量涌入与使用，随着拥有开阔视野的人员回流，农村由僵化封闭转向开放包容，农民对生活与社会的认知逐渐趋向开朗开明，新时代农村正在呈现出更庞杂、更迷人的美学内涵。

新时代的农村，对当下的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待新农村，作家要具备历史纵深性的眼光，要具备对现实广阔性的思考，从而不断生发出新的发现。我们需要一大批能够书写新时代的农村、承担新时代文学使命、创造文学新样貌的“新人”作家。尤其在城市文学日益崛起的大背景下，对农村有了解并且有兴趣的年轻作家越来越少，如何发现他们，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不仅仅是作者、编者、评论者的事，更需要读者的参与。四者的合一，才是良性的文学生态。1月23日，《人民文学》杂志的直播更是让我们明白，读者依然在，热爱文学的人依然在，所以，创作出优秀的农村题材作品，并且借助多种方式进行推介传播，同样是每个文学工作者必须面对的课题。

（作者系《人民文学》副主编）

文学应为新时代乡土铸魂

□马 兵

新时代的乡村经历了历史性变革，随着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的胜利，人民群众置身其间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生活感觉也随之发生巨变：一方面，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发生根本变化，村民从低流动性进入很高的流动性，村落主体在社会快速转型中也在急剧分化，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另一方面，乡村社会的实体结构及部分乡土伦理的秩序依然保留，乡村仍然具有很强大的文化凝聚力，被侵蚀的乡土礼俗依然具有一种黏合与调适的功能。因此，新时代农村题材的新人形象，应该是能以包容的心态直面现代文化转型过程给乡村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深挚的家国情怀，巩固乡村振兴的成果，推动乡土文化重建，为新时代乡土“铸魂”的形象。创作者既要开掘他们身上所蕴含的社会具体性，着眼个体与时代互相生成的历史语境，更要在结构性的转变中倾听他们心灵的震颤，尤其是瞄准他们生活与情感中的矛盾性因素，因为那些隐晦的意绪往往连接着时代更深沉的脉动。

当下农村题材创作有聚焦乡土本质化转型的，也有展现新农村建设成就的，两种路径都有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以深沉的立场、深扎的姿态、深入的开掘，努力潜入事务和事件、人性和人心的褶皱和纹理，尝试把零散与琐碎的生活“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来理解。当然，也有一些乡土作品呈现出同质化倾向，缺乏深度和说服力。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美丽的乡村等待我们去书写

□余 艳

随着农村物质生活不断提高，农民在文化需求方面也产生巨大变化。我们需要积极引导农民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最大限度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更好地创造出农村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真正让农民过上幸福美满的好日子。

我们可以湖南益阳清溪村为例。60多年前，清溪村是周立波笔下充满乡土乡愁、激荡改革风云的乐土，一场“农村合作化”开启翻天覆地的“山乡巨变”。而现在，漫步在这个溪流潺潺的村庄，十步之内必有芳草，百步之内满是书香。巨变，正从书中走进现实；花园，已成为清溪人的家园！一个丘陵村，有一流的清溪剧院、文化广场；“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21家农家书屋百步相连遍布乡村。书香扑鼻，文学魅力，正吸引四面八方的宾客，越来越密集来到这个特色村。“以前朋友之间谈论的话题离不开打牌，现在大家聚在一起，都在说与知识有关的事。”老农民逛书屋提笔写诗歌散文；年轻人到处参加科技培训；小孩子从小能背《山乡巨变》精彩片段……村风清朗，民情向上。村民们的精神，像他们挺直的脊梁，全立了起来。

清溪村持续提升农民素质和农村文明程度，走出了一条以文学文化共建美丽乡村、共享美好生活的新路子。这唱响了时代主旋律，群众也在家门口享受到了精神文化“大餐”，从中得到了丰富的文化滋养和精神动力。中国大地上有着很多类似的村庄，等待着作家们去书写。

（作者系湖南作协副主席）

从“浅浅知道”到“深深沉浸”

□王国平

对于当下的乡村新变，我们多少都有所了解。但是，这只是“浅浅知道”而已。农村正在经历的深刻变化，正在展露出的新风貌，此中运行的内在机制是什么？根本逻辑是什么？形与神，表与里，一隅和全局，到底是个什么关系？路遥所钟情的“城乡交叉地带”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呈现出哪些新变，展现出什么样的新魅力，又面临哪些新问题？“新农人”在突围过程中遭遇了什么样的困境？农村视野中新与旧、远与近、传统观念与现代理念、个体和集体之间的冲突具有哪些新的动向？“土地”这个农村的本源性元素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这些都是课题，都是考题。我们的作家只能“深深沉浸”，全身心投向农村生活现场，张开双臂，打开雷达，在日常之中感受，在人群之中寻找，在不经意之间发现。“深深沉浸”，摸清农村生活现场的来龙去脉、逻辑纹路，拥有对农村现实生活的解释力。这就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明白人，一个“乡村生活哲学家”，不盲目，不紊乱，不迷失，心中有定力，笔下能开花。当然农村是一个庞大的舞台，是一个牵扯面广、波及面宽的复杂场域，是一个时刻处在行进中的动态，身处其中难免有困惑，还有理不顺、弄不明白的地方，而这正是用力、主攻的地方，也是作家发挥特长、大显身手的地方，以艺术的方式、审美的姿态去讲述和阐释，以文学的初心呈现生活，播撒光明的底色、温暖的亮色。

（作者系《光明日报》“文学评论版”主编）

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新可能

□崔庆蕾

近些年的农村题材文学创作，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模式和类型：一是以重大事件为纲切入乡村社会，重在表现外部政策、行动和力量给农村带来巨变的过程和结果。二是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叙述当下农村的变化，将农村日常生活作为叙事的聚焦点并以之为表达思想和认知的路径与方式。三是以一种历史视野来观照当下农村，在“长时段”的历史连续性中展现当下乡村巨变的历史来路与所凭借依存的各类资源。

新时代的农村题材创作，还有进一步生长的空间。一是要以更多内在视角来展现乡村的独特经验，更深入地挖掘并呈现乡村的内在体系及其变化。这也要求广大作家要重视对最新的乡村经验的获得，要真正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与鲜活的农村生活和经验融合在一起，才能在此基础上展开更加有效的乡村书写。二是要注重对于人的书写尤其“新人”形象的塑造。要真正贴近和理解乡村世界中的人，写出他们的精神景观和复杂纹理，塑造出与时代血脉相连、互为镜像的“新人”。作为学术期刊的编辑，我们要进一步聚焦于推动农村题材文学创作这项重点工作，加强对中国乡土文学叙事传统的研究以及对《山乡巨变》《创业史》等经典作家作品的研究，同时更加重视对“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中优秀农村题材作品的探讨，及时总结当下农村题材创作呈现的新经验。

（作者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执行主编）

《创业史》《山乡巨变》的经验值得参照

□杨 辉

讨论新时代农村题材创作的观念、路径和方法，《创业史》《山乡巨变》的经验仍然值得参照。这两部作品所要回应的具体现实问题、阐发的观念、塑造的典型人物、艺术表现风格不尽相同，却共同呈现了1950年代时代的宏阔面向。它们之于新时代农村题材创作的启示意义有三：从时代精神总体性意义上回应具体的现实问题；细致书写具有新时代新观念、新心理的“新人”在创造新生活过程中的自我创造及其现实意义；坚守具有内在的质的规定性的现实主义传统，却也吸纳新经验，在促进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拓展现实主义的表现力。与柳青、周立波力图在时代精神总体性意义上回应具体的现实问题、书写宏阔的时代之变一样，新时代作家也在同样的意义上，力图感应和表达新时代的现实新变。深厚的生活积累和艺术经验，是这些作品能够切近和表征时代重要议题的原因之一。新生活与新人交互影响、互相创造，在创造新时代新生活的过程中，新人完成了其极具现实意义的自我创造。从《创业史》《山乡巨变》到《雪山大地》《星空与半棵树》《宝水》，从1950年代到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乡村生活已然发生了极具历史和现实意味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梁生宝、盛淑君们期待却“未竟”的生活创造，在才让、安北斗等人的生活中得以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之后所打开的境界，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中虚拟风景的展开，亦呈现为具体的“人事”风景的全新创造。而在新生态文明观的指导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所敞开的“山乡巨变”，则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价值的充分体现，包含着超克西方现代自然观念弊端的重要思想和实践意涵。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新乡土叙事”的时代价值

□曾 攀

“新乡土叙事”是近年来学界讨论较为热烈的命题，因其直接对应着当代中国尤其是新时代以来的山乡巨变，成为这一时代重要的文化和精神样本。“新乡土”不仅指新生活现场与新民风民俗，而且对应着乡村和农民的观念重塑、精神重构与文化重思，并由此衍生出新人物、新观念，形成乡土新变的内生性动力，衍化为自足性、发展性、建设性的乡土气象。“新乡土”的形成，离不开“主体”的“实践”参与。在这个过程中，熔铸出“新人”主体，激荡起历史的洪涛。“新乡土叙事”之“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层面：一是时代性，依循百年中国乡土文学形成的宏大旨归，于传统的历史沉积中，不断建构新的历史意志和变革精神，秉持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实事求是，在广阔的农村生活天地中，探寻文学书写的“沉重的时刻”；二是主体性，作为乡土写作甚至乡村改革的中坚力量，也关涉此间之世界的全新形象塑造；三是实践性，与中国当下的山乡巨变息息相关，写作者或见证或实践，融直接与间接经验为一体，获致切己的经验并辨析主客体的价值属性；四是发展性，承续百年来中国文学与文化求“进化”、求“变革”的理路，革故鼎新，在当代中国乡土的新发展理念与发展格局中，重塑叙事的观念与视点，更新主体形象的经验与意志、观念与价值，在更广阔的维度中捕捉“发展”的当代意义。好的“新乡土叙事”，将成为当下中国现实的症候与表征，透露出整个乡土文化传统的当代更新，代表了“发展”中的时代镜像，蕴蓄着极为强烈的可建设性与可变革性，期许能够创造新的天地，创生新的可能和新的未来，建构新时代乡土世界的人物谱系，尤其是“新人”的塑造与再造。

（作者系《南方文坛》副主编）

在相互的能动交流中充实彼此

□李 哲

当下农村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着变化，“流动”成为对其进行表述的关键概念。这种流动性的出现提醒我们，“农村”作为一个有边界的空间不再天然地存在。带着这种感知反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也会发现“山乡”和“巨变”这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张力。周立波笔下“巨变”的“山乡”自然也有流动，但这种流动是有明确边界的。在《山乡巨变》的开头，土地庙被入乡干部邓秀梅视为一个“边界”。周立波所写的这个边界还有另外一重意义，它同时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文化、民俗等意义上的边界，代表的是一种“入乡问俗、入国问政”的传统。在这个边界上，“外来者”的身份会被标识出来。在我看来，这个认识的“边界”意识，是20世纪中国革命实践带出的经验，是对中国传统的接续和重新激活。周立波和他笔下的邓秀梅身上体现的，就是这种态度、这种品质。流动可能会冲击乃至消泯实体意义上的边界，但会更清晰地标识出我们“认知”的边界。这里的挑战在于，我们对农村的认识，很容易被纳入既有的自我意识。或者说，农村不再是一个有待认知、有待链接的他者，而是成为我们既有的情感结构、知识结构的一个承载物，成为这种情感结构、知识结构进一步固化的催化物。意识到“未知”的存在，然后让自己带着某种既定前提的认识和实践暂时停一停，让乡村以一种能动的方式进入我们，丰富我们，在相互的能动交流中丰富对方、充实彼此。在这一点上，周立波和他那一代作家的创作实践，仍然有重新理解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乡土中国自然面向的两副面孔

□邓小燕

多年来，我断断续续做了些乡村漫游式的田野实践，累积了一点乡土志，不过我关注的是农民和自然合作的领域，试着通过交流和观察，理解乡下人在与山石草木的合作中养成的自然品格。乡土文学有两副自然面孔：一种是理性化的，一种姑且称为灵性。早前我讨论过的梁鸿和乔叶，她们的写作差异虽大，但乡土世界都是偏于理性化的。梁鸿触摸湍河的伤口是典型的环境叙事，可以归入愤怒的田园诗传统，背后是生态学理性。《宝水》则属于乡土风物书写，最典型的便是挖野菜，这样一种古老的救荒实践在当下看似很土气，实则很时髦，属于都市博物实践，这些自然风物具有地方属性，是由作家补习的植物学予以理性化的。乡土文学的自然书写，还有一条非理性的、强调灵性的传统，如沈从文、萧红、迟子建、刘亮程和李娟等人，尤其是文化意义上的边地作家。以萧红为例，她在社会层面驱逐了“跳大神”，但在面对自然时俨然是一位通灵的萨满，能与花园中的果蔬、屋顶的蘑菇以及冰雪大地沟通。批评家认为，这是儿童视角，但儿童视角本身就是万物有灵的视角。萧红对萨满的自然改造延续到迟子建、胡冬林等东北作家身上，体现出乡土文学自然灵性的一面。当下无论是环境叙事还是都市博物学，都颇为流行，也都在参与塑造乡土文学的理性品格，我个人同时也是自然主义者和博物爱好者，但面对它们对乡土文学可能的影响，我的态度还是有些犹疑。自然不能简单地视为农民的物质本钱，更不用说当成风景了，或者只是科普的对象。乡土自然中蕴藏着我们这个从农业中成长起来的民族的自然元气，显著地区别于梭罗的自然传统，值得深入辨析。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