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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视野中,写出新时代之“新”、新农村之“新”
——“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 推动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发言摘登

3月15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 推动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近30位作家、评论家围绕如何深刻表现发生在新时代农村大地上的“山乡巨变”、更好地塑造新时代“新人”形象、切实推动新时代农村题材创作繁荣发展等话题展开了深入交流。《文艺报》刊发与会者的发言摘要,以飨读者。 ——编 者

文学需要记录好我们共有的乡土

□陈 彦

今天的乡土,与前辈们在场的那个乡土,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这是一个巨大的开放空间,一个由交通改变了时间观念的空间,一个东西、南北地理优劣势差距愈发凸显的空间,更是一个城乡二元对立与融合发展进程中的新型特殊结构空间。

千变万化的乡土新形态,其实给创作者提供了巨大空间,让我们能够在更加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去寻找我们要进入的那个新“乡场”。这是一个宏观的“乡场”,从都市到农村,都有它的生动景观;这也是一个微观的乡场:一个人,一个村庄,到一个乡镇、一个“城中村”的人情物理镜像,都能隐喻与折射出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反复撕裂、弥合与苦苦寻求新定位的震颤与摇荡。很多村落已找不见扛着锄头下地的农民,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存观念、伦理道德都在发生着惊人的新变。这里有在城市化进程中变得荒凉破败的“空壳村”,也有在乡村振兴与新的生态文明建设中蝶变为“花海书香”的清溪村,我们既需要“蹲点”式深度书写,也需要对新的乡土社会有一种高度概括的“纵观”能力。继承柳青与周立波式的经典作家的经验传统,恐怕对乡土社会的总体性把握,仍是一种路向。但今天的乡土社会,是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复杂多变且气象万千的新现实。它是一部我们还没有学会欣赏认知的多声部立体交响乐。任何一种自以为是的纵深,都可能只是一种侧记、一个单声部,我们面临着从未有过的书写困境,但也不能怯场,更不能绕道而行,因为这是我们共有的提供着基本生存热量的土地。

多角度、全方位地记录下我们在场的这个时代语境已全然不同的新的“创业史”与“山乡巨变”,尤其是聚焦有关人本、尊严、权利、公平、发展、共享等话题,从而抵达“乡场”上那些情感精神生命的最深处,当是我们不可缺位的工作。

(作者系中国作协副主席)

写好山乡巨变中的人

□白 烨

新时代的乡村振兴与山乡巨变,是正在发展变动着的生活,正在进行时中的现实。对于这种我们尚不熟悉,或者熟悉了又陌生了的现实生活,写作者显然需要花费更大的气力,下更大的功夫。赵树理、周立波、柳青等老一代作家之所以写出了传得下去、留得下来的经典作品,是因为他们在社会现实的了解与研究上,在人民生活的观察与把握上,一直都非常用心用情和用力。赵树理告诉人们他创作经验中至关重要的一条,是长期地“在群众中工作和在群众中生活”,而且他还总结出深入生活的“久则亲”“久则通”“久则约”的三大好处。周立波反思了他过去“在生活中,却没有生活”的经验教训,下沉到湖南益阳的乡下,深入观察父老乡亲的日常生活,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写作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山乡巨变》。柳青在皇甫村落户和工作14年,在与人民一道前进、一同生活的过程中,写作出新颖又厚重的《创业史》。跟这些老一辈的小说大家相比,我们在文学写作上与他们的差距不仅特别明显,而且十分巨大。

我们当下的小说作品中,比较缺少饱含时代情绪又堪称典型的人物形象,也缺少富于时代气息又引人入胜的生活故事。我们对于现实生活的了解、把握与研究,不够长久,不够深入,不够到位,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因此,我们需要反思和改变我们生活与写作的当下现状,以向老一辈作家学习和借鉴的虚心态度,像他们那样满怀焦灼感、紧迫感,把“深入人民、扎根生活”作为必修课,甚至当成日常化,与现实生活保持一种更内在更紧密的联系,不断充实和丰富自己的生活库存,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才有可能写出具有自己的个性特点和具有这个时代鲜明特征的优秀作品,塑造更多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的艺术形象。

(作者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经济学思考

□武 力

观察新中国70多年的现代化进程,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生产方式的变化带来生活方式的变化,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又带来了思想观念的变化。这种快速剧烈的变化,对文学创作来说,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机遇和探索空间。我常想,在这70多年的社会发展中,农民所经历的变化是最大的。一方面,从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再到实行包产到户,还有今天的三权分置、新型集体经济,农民经历了太多的制度和政策变化;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民从原来的土地劳作,从熟人社会、血缘关系,突然进入到企业和陌生的城市打工,变成市民了,进入了非农产业和城市生活。他的生产、生活环境发生变化,他的思想也发生急剧的变化。所以,农民怎么从农村进入到城市,怎么适应这种大的时代的变化、急剧的变革?这些人的生活、诉求和理想,我们怎么去关注、怎么去书写?

面向未来,我们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的现代化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是我们学者要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文学创作者应该关注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农村题材创作大有可为。我们的广大作家应该深入到农村去,深入到第一线去。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农村题材创作领域,我们出现过这么多好的作品,就是因为这些作家熟悉时代、熟悉农村、熟悉农民。像周立波、柳青这样的作家,为了写好作品,真正深入到农民中间。我们面临着一个不断变化、迭代特别快的时代,我们在思想上、在专业上、在知识面上要适当地去扩展,以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和要求。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深刻认识党关于农村的方针政策,也要深入了解生活的细微变化,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从经济学维度考察文学赋能乡村振兴

□张 琦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多年来,牢记使命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巨大的减贫成就,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胜利,实现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解决了中华民族困扰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打下坚实基础,同时也贡献了全球70%以上减贫人口,为人类减贫事业作出历史贡献。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我国开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明了为什么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如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应正确处理哪些复杂关系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明确提出了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展示了打造与我国大国地位相称的农业强国的信心与决心,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全面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着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深化乡村制度改革创新。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农民的生产、生活在这些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村政策的变化,农民生活空间的移动、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精神与心理,是文学创作的富矿。中国作协实施“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积极推动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发展,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农村的发展,比如清溪村这样的案例,既可以从经济学的维度进行考察,也可以从文学的角度进行书写,这需要我们两方面的人员多加强交流,共同深化我们对时代与社会的理解。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教授、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

以文学反映乡村的结构性变化

□陆继霞

乡村作为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场域,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时间里发生了巨变。首先,乡村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呈现出“离土”“守土”和“返土”共存的特点。其次,乡村的功能发生了变化,从简单的粮食生产的经济功能转变为农业生产、生态涵养、居住空间、文化传承、休闲和旅游等相融合的多重功能。第三,乡村的产业结构和农民的收入结构,以及乡村的社会关系和价值规范等都与几十年前大不同。随着城乡融合的推进,会有更多的青年在乡村开拓出新的经济空间。通过文学作品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乡村的变迁,讲述乡村振兴、城镇化、共同富裕的地方经验以及各个领域在乡村所发生的巨变,是新时代对文学创作提出的要求。

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讲述中国发展故事,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以乡村为题材创作的文学作品。通过文学作品反映新时代中国乡村的变迁,比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成果的受众面更广、传播力更强、影响力更大。无论是对于中国国内的读者还是对于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的各领域读者而言,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都不可或缺。尤其是将优秀的文学作品通过翻译成外文等方式进行国际传播,将更加有利于国际社会尤其是青少年了解中国、理解中国。

当然,今天谈论中国的乡村、书写中国的乡村,不能就乡村谈乡村,而是需要一种新的城乡融合和全球发展的视野。作家需要真正深入到乡村的现实生活中去,就像那些前辈作家一样,每天和农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劳动在一起,每天和他们聊天,对他们的日常进行观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创作出新时代以乡村为题材、能够反映乡村巨变的优秀文学作品。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教授)

重读文学经典 写好乡村人物

□孟繁华

1956年至1959年,周立波先后写出了反映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及其续编。小说中的人物最见光彩的是盛佑亭,这个被称为“亭面糊”的出身贫苦的农民,是一个典型的乡村小生产者的形象。亭面糊的性格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很多缺点,这正是这一类带点“老油条”的味儿而又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老农民的特征。作者对他的缺点是有所批判的,可是在批判中又不无爱抚之情,满腔热情地来鼓励他每一点微小的进步,保护他每一点微小的积极性,只有对农民充满着真挚和亲切的感情的作者,才能这样着笔。这样的人物后来被概括为“中间人物”。

赵树理、周立波、柳青三大作家是当代中国书写农村题材的顶流,在农村题材的范畴内,至今仍然没有超越他们的作品出现。不然,就不能理解中国作协组织的重大活动称为“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可以说,赵树理、周立波、柳青三大作家与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关系,创造的人物的生动性、生活化等,仍然是当代中国农村题材中最优秀的。究其原因,他们除了创造了王金生、邓秀梅、梁生宝等体现社会主义道路和价值观的人物之外,更在于他们塑造了诸如马多寿、“吃不饱”“小腿疼”“亭面糊”、梁三老汉等具有鲜明中国乡土性的文学人物。这些人物使小说内容变得丰富、复杂,人物更加多样,气氛更加活跃,更有生活气息和氛围。这样的文学人物在当下的乡土文学中已不多见。

当下的“主题创作”紧跟时代步伐,书写一个时代的伟大变化,其精神是必须肯定的。但是,一些小说将笔墨过于集中在这些“新时代的梁生宝”身上,而没有顾及更多人物形象的塑造,在文学性上终还是“势单力薄”而缺少文学的丰富性。只有“主题”而缺少创造,从而流于仅仅是配合了时代对文学的呼唤。我们应该从这种创作倾向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也应该从我们的“文学遗产”中汲取营养和精华,从而提升我们时代文学的质量。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记录思想的表情和时代的表情

□乔 叶

对于乡村,所谓的“现实”固然指乡村实体,与此同时,这个实体本身也有着弹性的外延。书写乡村不能仅限于乡村的此时此地,而需要在个体与整体、历史和现实、地缘和血缘、中国与世界等多方面进行多维度的观照和把握。这就意味着作家需要不断拓展自己的视域宽度、认知高度和思考深度,需要作家有能力参与到宏阔的历史进程中,以文学的方式描绘出富有价值的建设性图景。

承接传统是毋庸置疑的,但随着时代更迭,传承中也应该有新变。我认识到自己跟前辈们的乡土写作因为代际、生活背景、成长路径、性别身份、审美趣味等各种不同,写作必然也会呈现出各种差异性。比如诸多前辈的乡土写作比较关注乡村权力,因为他们在盛年所拥有的经验就是乡村和城市二元对立,乡村有相对闭环的运行体系,各种利益都在乡村内部。而我作为“70后”在成长中的所见所感,就是大量农民不再种地而进城务工,与此同时,土地开始流转,计划生育不再成为问题,基层干部职能向服务型转化,工作焦点和难点经常发生转移,需要他们不断调整姿态去面对。简而言之,在时势之变中如何关注新的现实,如何描写沉浸其中的人们的新伦理建设和新生活建设,这些都成为了我的写作重点。

乡村、农村、村庄、时代,这些词语都蕴藏着文学的富矿,其中最具有核心价值的矿脉永远是人。一个我特别敬爱的前辈曾这样说:“小说对读者的进攻能力,不在于诸种深奥思想的排列组合,而在于小说家富于生命的气息中,创造出思想的表情及这种表情的力度和丰富性。”我想,思想的表情一定融合着时代的表情,同时也包含着在时代中生活着的人们的表情。这些表情中能够解读出的信息是极其鲜活和迷人的。我喜欢捕捉和记录这些表情,愿意为此继续努力写作。

(作者系北京作协副主席)

展现农村新貌,塑造新人形象

□关仁山

现实错综复杂,如何整体把握新时代、反映生活本质,需要穿透时代信息的思想能力。作家对现实农村生活的理解和认知,可能是正确的、深刻的,也可能是偏颇的、肤浅的。其中的生活具有复杂性,新问题、新矛盾,迷雾交织。时代在变,对乡村的文学书写必须改变,以适应现代语境下乡土创作的艺术要求,适应今天读者的要求。随着乡村振兴的深入,“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推广,就像周立波笔下的湖南清溪村一样,全国农村会出现更多的乡村典型,需要作家用作品去激活这些文学地标。

时代要求文学对乡村的历史进程中人的心路历程和行为活动做准确而深刻的描绘。所以说,作家应该积极融入新的生活,以新思想和新感情,讲好新故事,塑造新人典型形象。这个新形象,应该是时代的“这一个”。过去文学经典里,如《创业史》《山乡巨变》等,塑造了真正“站起来”的农民形象。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平凡的世界》里有“富起来”的农民形象“孙少安”等。今天的文学需要“强起来”的农民艺术形象。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又要铸魂。扶贫和乡村振兴放在历史的长河里考察,只是一个瞬间。恰恰在这一瞬间,现代农业发展中造就了农民特殊的人生,锻造了新的农民英雄。作家要把创作的激情燃烧到这个伟大瞬间里去。尽管苦难与农民相伴,但是,苦难也铸就了农民顽强生命的华章。对新人的发现、对新人的透视与剖析,不应该停留在简单颂扬层面,应该是深层次的,是精细和透彻的。探讨人性的复杂与矛盾,从文化的“根”上去雕刻人物,写出他们在大时代中的精神风貌以及产生裂变过程,在他们奋斗崛起的人生轨迹中,蕴藏着生命的真谛。

(作者系河北作协主席)

寻找书写变革时代的新方法

□张 莉

谈起乡土写作,我首先想到鲁迅的《故乡》、沈从文的《边城》等作品。可以看到,现代文学对乡村的想象是矛盾而纠缠的:一方面,乡村是启蒙和拯救的对象;另一方面,乡村则是我们生发“乡愁”之地。这两种乡土美学共同构成了中国乡土文学书写的传统。后来,中国农村生活和农民面貌在解放区作家笔下焕然一新,这是重要的文学审美变革。什么是解放区文学的写作传统?我想,写作者要看到时代的巨变,看到新的农村现实和新的农民生活并诚实表现,同时也要寻找表现巨变的新角度、新方法。

今天,讨论农村题材文学创作时,强调写什么固然重要,但也要深入思考如何写、怎样写。一部优秀的农村题材作品既代表我们时代作家对农村生活的理解和认识,也代表我们时代作家的文学追求,代表我们时代的文学审美,我们时代的阅读趣味。换言之,一部作品的优秀,不仅在于深刻的内容,同时也要有与之相匹配的语言与形式,它应该是人人爱读的艺术品。今天,我们看到“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正在推进。我们要深入思考,如何面对我们优秀的乡土文学传统,以及如何将这些传统实现新的转化、新的拓展。我认为,这是在思考农村题材文学创作方向时所需要正视的:要写出我们时代新农村的重大变革,要写出我们时代农村人的精神追求、心灵生活,同时,更要寻找与这种新生活、新变化相匹配的新形式、新表达。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扎实推进“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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