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王蒙这样评价毕淑敏的出现：“她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医生，好医生，她会成为文学界的白衣天使。昆仑山上当兵的经历，医生的身份与心术，加上自幼大大的良民的自觉，使她成为文学圈内的一个新起的、别有特色的、新谐与健康的因子。”
1998年开始，毕淑敏攻读北师大心理学硕士和博士课程，成为国家注册的心理咨询师。她开了诊所，直面一线的心理咨询者，并通过一系列心理学案例的“非虚构”写作和演讲，治病救人。
在我眼里，她是一位温暖有爱的作家、悲天悯人的医生，秉承了鲁迅的文学传统，作为行动中的理想主义者，以笔为旗，身体力行，用文学和医学的叠加，在暗夜中，用爱与希望点亮生命之灯。
我喜欢她的作品。1995年夏天，我在北京第一次采访毕淑敏，当时的访谈叫《生命，永远的追问》。时隔二十四年，2019年12月5日，我在北京再次采访毕淑敏，时间长达四个多小时，话题涉及科技未来、心理学、教育，最后回到文学。
毕淑敏家的客厅，挂着一幅巨大油画，取材于西藏阿里的山川地貌，油画左下角，有一个红十字帐篷和一匹白马，描绘她当年在西藏阿里军分区当卫生员的经历。这是一个喜欢毕淑敏作品的画家，依照从她文学作品中得来的印象，倾心创作出来的，然后把这幅画送给了她。我的采访，就从这里开始。
——张英
毕淑敏, 1952年生于新疆。1969年入伍，曾在西藏阿里工作十一年。1980年转业回北京，先后获文学硕士、心理学博士，曾从事心理咨询工作。著有长篇小说《红处方》 《血玲珑》《拯救乳房》《女心理师》《鲜花手术》等。曾获庄重文文学奖、陈伯吹文学大奖及《当代》《昆仑》《小说月报》《北京文学》等刊奖项。
张英,曾为《南方周末》高级记者、腾讯网文化中心总监。著有《中国文化现场》。现供职腾讯网，《腾云》杂志执行副主编，腾讯华文好书奖、阅文·探照灯书评人奖创办人。
生死之外，都是小事
张英：医生的工作对你的作家生涯的影响，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体现在哪里？
毕淑敏：医学对我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唤起了我对生命的的珍视。我从事医学二十多年，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对我影响甚大。有人常常说起鲁迅的弃医从文，但鲁迅并没有真正当过医生，他医学专业还没毕业就离开了，没有进入临床工作。郭沫若刚开始也是学医，进入临床实习后，因他小时候得过热病，听力受损，戴上听诊器却听不到病人的心音，只能放弃从医。
我在西藏时，并没有想到今后要写作，而是一门心思埋头学习医学知识。多年的医学训练，让我无法放弃一个医生的眼光。我写作的时候，很崇尚真实。医学这个职业，涉及人的生命，医生必须务实。你很难看到一个表情行为特别乖张的医生。医学训练让我严谨冷静，注重精确性。
其次，我深刻尊崇众生平等。无论这个人有着怎样的外在，他的身体一旦被打开，内部的器官在解剖学上高度相似。众生平等，不仅仅是一种理念，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对我的内心留下了非常强烈的烙印。有读者朋友对我说，从我的小说里，能看到一种浓烈的人道主义精神。我觉得这要归结于我受过的医学训练。年头长了，浸染引发出来。
我后来学习了心理学相关知识，认识到人的身心一体。人不是一个纯粹装着各个器官的皮肤容器。人的心理也不是虚无缥缈的一部分，就像脑科学一样，其实都有准确的定位，蕴含着我们很难破解的部分。人的身心应和谐统一。
这些提高了我的观察力。中医说“望而知之谓之神”，“神”我们做不到，但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西医虽没有这个说法，但也号召医生要仔细观察。观察不仅仅限于他的表面现象，还要去探索他的内在。
心理医生的训练，让你能见微知著。从一个人的一个小动作，或是一个表情，或者他的口头语，有可能分析出深层的东西。
张英：十六岁当兵，怎么就去了西藏？
毕淑敏：1969年，我应征入伍，特别想当一个通信兵。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先坐火车，然后是十二天汽车，一路跋涉，千辛万苦，抵达西藏阿里军分区。它的前身是阿里骑兵支队，我们五个女战士，是那里的第一批女兵。
十六岁离开北京，来到西藏，对于花季少女的我来说，直接掉入了冰雪季。一路上，雪山连绵不断，高原空气稀薄，满目荒芜。人缺氧时会喘不过气，如同老太婆。可以说，从灵魂到身体，都受到极大震动。
那时的我无法想象，世界上竟还有如此荒凉、如此遥远、如此悲壮并且完全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
阿里高原平均海拔高达四千五百米，氧分压只有海平面的一半多一点。在那里，活下去是每个人每天必须面对的问题。
有一次军事训练，风雪之夜，部队要穿越无人区，翻越六千米的高山。寒风刺骨、极度缺氧，所有的身体感官都在经受痛苦。肺压得像纸片一样，无论如何努力都不能吸进足够的氧气，大脑因为缺氧，不断呈现空白甚至出现幻觉。
我身背枪支、弹药、红十字包，加上背包，负重将近七十斤。泰山般压在身上，举步维艰。从半夜出发到目的地，总计六十公里。无法忍受时，我第一次想到了用死亡结束这地狱般的行程。
到下午四点，才走了一半路程。我决定自杀。再也走不动一步，肺里吸不到一点氧气，只觉得自己要吐血。高原的夜晚来得非常早，当时我决定不再活着了，找个悬崖，纵身而下。这样，一是自己解脱了，二是别人分辨不出我是自杀，就能得到“烈士”名声。对我个人没什么用了，但家里人知道我的死讯后可能比较容易接受一点。
最后，我还是没有跳下去。因为身旁就是战友，我若滚下去，也许会拖累别人，人家并不愿意死啊。我在极度寒冷中，走完了最后的路程，到达宿营地。这种极端体验，让我突然间对生命的理解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张英：你在西藏阿里当兵的时候，是属于全科医生吗？
毕淑敏：在阿里时候，还没有“全科医生”这个概念。因为距离上级野战医院有一千二百公里之遥，我们必须掌握诊疗各种疾病的本领，在某种意义上说，也算“全科医生”了。当地牧民，称我们为“金珠玛米”的曼巴。我问他们这是什么意思？他们说是——“砸碎锁链的兵的医生”。
那时，边疆条件较差，无法细分那么多科目，不管什么样的病，来了你都得看，治病救人，手起刀落。你要是把患者转院，颠簸一千二百公里，那人很可能就死了。环境形势所迫，你“内外妇儿”都要去救。转业回到北京以后，我就专心做内科医生了。
在西藏当兵，距离死亡非常之近。面对年轻战友的生命突然消失，会受到强烈震撼。战友牺牲，尸体无法火化，都是就地土葬。山高路远，万里迢迢，他们的亲人也无法赶来追思。我们这些女卫生员，为他们整理遗容，擦拭尸身，成为他们最后的送行人和祭奠者。
一名边防战士急需输血。一个连的适宜血型都几乎抽光了，连长着急说，再这样抽下去，如果有了战斗任务，我连的战斗力会受损。后来一查血型，我的血型和那个战士相符，我们班的女战士就抽血给他，我也在其中。最终救活了这名战士。我当时特别高兴，觉得这真是鲜血凝成的友谊。
我曾经对家里人说，如果我去世，火化的时候，给我穿上旧的丝绸衣服吧。它很容易燃烧，又比较舒服。这个念头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存在于心。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一厢情愿地以为死亡遥远，是他人的事。感谢藏北经历，让我在年纪轻轻时，就知道死亡必不可免，生命万分脆弱。
可能因为我做过医生，在这个问题上，我清楚地认识到：死亡是每个人必然要遭逢的事。人从出生开始，就向着生命的终点挺进。既然死亡是人类的最终目的地，就不应该回避它。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没有抵达终点之前，要尽力使自己的生命丰富，尽力使人生少遗憾，多一些幸福和完美。然后，顺其自然，平静抵达终点。
张英：你早期的《雪山女兵》等小说里头，写的都是战友的真人真事，让人震撼，和平年代里的人是没法想象的。
毕淑敏：西藏阿里是未定边界。你在地图上会看到那个标识，指的是和印度的未定国界。作为中国军人，你必须站在那儿执勤，必须守住阵地，不然边界上很可能出现摩擦，甚至发生大的流血事件。
战友牺牲后，给卫生科送来遗体换尸衣。我见过一个士兵的腹部中弹，腰腹贯通伤。肠子流了出来，战友就把一个饭碗扣在他的肚子上，想给他的肠子保暖。于是饭碗和一堆流出的肠子冻成一个血色冰坨。
没法换尸衣。军服没有那么肥大，肚子上鼓出一大堆，扣不上扣子。有人建议把碗拿下来，用酒精喷灯解冻。我实在不忍心让已经牺牲的烈士受苦，决定把这个碗一起下葬。找来最大号的新军装，从背后把衣服剪开，总算给他穿上衣服。从正面看，还挺威武的。
当时的西藏阿里军分区卫生科领导，现在都快九十岁了。如今战友聚会时，他对我说，你当时是班长，我给你派了任务，让你们十几岁的女娃娃给赤身裸体的牺牲战士擦洗、换衣服、清理浑身血迹……对不起你们啊……我跟他讲：您千万别这么说。牺牲战友就是我们的兄弟，他的亲人不能送他，我们就是他的妹妹们，这都是战友应该做的事儿。这些经历，对我的三观有很大匡正。
毕淑敏作品《雪山女兵》
张英：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被彻底改变了。
毕淑敏：从十七岁到二十八岁，我一直在西藏阿里军分区，人生最宝贵的日子，都是和人的生与死有关。加上当医生的经历，自然会让我的作品对于人的生命倾注热情和关切。生命，光有长度是不完整的，还得有质量。你活的心境凄惨，生命的存在变成完全在感受痛苦，是不正常的。事在人为，可以调整改变。我学习心理学之后，发现人是可以改变的，人能够换一个角度看这个世界。
那时几乎无书可读。唯一的图书是部队发的《鲁迅全集》。完整的一套书，每天工作忙完，就在夜里看书，认真地把《鲁迅全集》看了几遍。
鲁迅说他的的确确是常常在解剖他人，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自己。我当时不理解，现在明白了。最好的文学作品，是从解剖自己下笔。
在阿里高原时，有一天，我们用担架抬着患肝癌病故的牧羊人，爬上人迹绝踪的山顶，实施“天葬”。面对苍凉旷远的高原，俯冲而下的秃鹫，粉碎的身体器官，想起牧羊人生前的笑容……惊心动魄的摧毁与重生。我在营地黑板上写了一首小诗，被偶尔上山的军报记者抄去，发表在报纸上。
现在西藏当兵，不会让内地人在那里工作那么久了。我在的那个时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尚没有轮换机制，现在的情况好多了，几年换一次。
我特别想表达对生命的关注
张英：你转业回北京后，开始文学创作。王蒙评价你说：“真的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毕淑敏这样规规矩矩的作家与文学之路。她太正常太良善，甚至于太听话了。”
毕淑敏：我回北京后，转业在北京铜厂当卫生所所长。1986年，当时我三十四岁，试着写了处女作《昆仑殇》。完稿后，是我爱人骑车把小说送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当时军队有本杂志是双月刊，叫《昆仑》。他们在完全不认识我的情况下，看了稿子，发在了1987年的《昆仑》第四期头题。
当时对我来说，初试写作，作品投稿到哪儿，最终能不能发表，似乎并不是最重要的事儿。最重要的是把它写完了，我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写完后，是我先生骑着车，把文稿送到了解放军文艺社。因为他想起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部小说中，保尔·柯察金写了一篇稿子，在邮寄过程中丢失，为此差点自杀。他说，还是自己送去比较保险。
在那之前，我没写过短篇，没在刊物上发表过任何作品，连篇散文都没有。当时编辑部看这个小说以后，都在说这个小说是不是哪个男作家化名写出来的。后来又觉得写的是西藏边防部队，没有那儿的生活经历也写不出来，作者的名字又是个女的，有点奇怪。
他们约我到杂志社编辑部谈稿子，提了个要求，让我和我先生一块儿去。我当时不明白是何用意，后来发觉他们想看看是否我丈夫代笔。交谈中，特别是涉及小说中的细节，我先生完全不知道，都是我来回答，他们方才确认这个稿子是我写的。
写了两个中篇小说后，1988年，我就读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研究生班。同学中有迟子建、严歌苓、刘震云、莫言、余华等。上学后，我觉得也可以试着写写城市生活、医学题材什么的。
张英：王蒙还评价说：“毕淑敏即使做了小说家，似乎也没有忘记她的医生的治病救人宗旨，普度众生的宏愿，苦口婆心的耐性，有条不紊的规章和清澈如水的医心。她有一种把对于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为冷静的处方，集道德、文学、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与行为方式……”我觉得王蒙的话很对。像《红处方》这个作品，你是抱着怎样的责任感去写的？
毕淑敏：没有人安排，是自己主动写的。《红处方》那个年代，社会上吸毒现象萌生。我作为一个医生出身的作家，对此不理解，有危机感。
别的天灾人祸，比如得癌症、心血管疾病，有些客观的遗传因素，某种程度的身不由己。可是一个好端端的人，怎么能主动去吸毒，做故意残害生命的事情呢？我到戒毒医院实地深入生活，还采访了相关的专家。我把来龙去脉搞清楚了：人在觉得幸福的时候，大脑皮层会分泌一种物质叫内啡肽，而吗啡的化学性质，恰好模仿了人在幸福时候的那种物质。我很想用自己的笔，说清楚这件事情。毒品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诱惑性？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铤而走险去尝试它？因为开始的时候，它不让你觉得那么可怕，会让你感到一种病态的满足。那是很飘浮很放松的感觉。你一旦上瘾，就难以逃脱它邪恶的魔爪。
写《红处方》的动机，来自对生命的责任感。想通过自己笔下的文学作品，起到警示作用。通过故事主人公简方宁选择自杀去殉圣洁的事业，以此昭示人类的信念有远超于毒品之上的力量。
张英：后来，《红处方》的社会反响很大，又拍了电视剧，你为什么没有写剧本？
毕淑敏：在《红处方》里，我特别想表达对生命的关注。人性中有许多黑洞，生活中隐藏着太多陷阱，我想用一个作家的良知去提醒人们的注意。
《红处方》的电视剧我看了。小说和剧本，还是有很大差异。我尊重改编者。直到现在，我没写过电视剧本。术业有专攻，我对剧本写作没有专门研究，很可能做不好。
张英：《血玲珑》特别像一个非虚构的新闻，那个小说是怎么来的？
毕淑敏：这个小说，最早来源于我当医生的时候，看到过类似的病例。孩子死了，我想到如果再有一个孩子，是否可以做骨髓移植。当时的中国医学还没有进展到那一步。
《血玲珑》电视剧播出后，有一个电视台跟我说，现在真的有这种疗法了，你愿不愿意和这样的家长见个面聊聊？一定是个很感人的节目。我说，祝福那个家庭幸福。我写的只是一个虚构的小说。谢辞了。
毕淑敏作品《血玲珑》
“非典”病毒和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