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叙事》是一部感人至诚也发人省思的非虚构作品。罗伟章两赴凉山，以信札的形式，讲述彝族的历史变迁、文化品性、风土人情和日常生活。作品聚焦脱贫攻坚主线，真实再现大凉山摆脱贫穷、移风易俗的艰难过程，整体上气势恢宏，细节处生动可感，既体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有着扎实的生活基础，叙事从容有度，情感真挚热忱。这部作品对于我们了解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彝族变迁、大凉山的风俗民情，思考文化现代化路径，都有着重要意义，堪称一部关于凉山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百科全书。

历史文化变迁，是长篇小说擅长的宏大叙事。近年来，非虚构文学以贴近历史和现实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较之虚构文学，反思立场和问题意识更加鲜明。其中，阿来的《瞻对》是一部非常重要的长篇历史非虚构作品，罗伟章的《凉山叙事》与《瞻对》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对少数民族聚居区历史和现实的观照，都蕴含着作家关于文化现代性和社会现代化的深刻思考。罗伟章深入山区两个多月，走访调研，实地生活，对彝族民众的生活现状和历史文化有了非常直接而丰富的感受，他的调查和写作，既有与身俱在的热切，也有出离其外的冷峻。

（一）从历史纵深处徐步而来

罗伟章没有按照时间线索为我们推演彝族变迁史，作品开篇就告诉我们，1950年之前，大凉山还“闪动着奴隶主黑色的鞭影”，那里的山水和民众，从奴隶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所谓“一步跨千年”，这种特殊性造成了彝族生活与当代社会的隔膜和错位。在人类学家眼里，大凉山曾是人类保存最完整的奴隶社会活化石；在文化学者眼里，这里则是拥有上千年璀璨文明的神秘之地。彝族学者巴且日火认为：彝人未能完全舍弃传统文化的旧行囊，行走在现代文化的大道上难免有“踉跄”之感。这种不适应性，恰好表现为改变起来的困难重重。位于西昌东南郊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是世界上唯一反映奴隶社会形态的专题博物馆。对于大凉山区来说，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种种文化遗产，无论正面还是负面，都难免如影随形，历史不是一转身就可以揭开新的一页，文明更不可能迈一步就上一个新台阶，真正对历史负责的做法是首先对历史有足够的尊重。

罗伟章在去昭觉之前，和普通汉族读者一样，对彝族的了解，基本局限于叙事长诗《阿诗玛》。至于深藏在昭觉县的博什瓦黑岩画、三比洛呷恐龙足迹化石、尔舞山风光，通达越南和日本，跨过北方的更北方，成为部分爱斯基摩人的祖先，以及渡过白令海峡远赴美洲成为印第安人始祖的彝人生活，几乎是全然陌生的。对一个民族的内部书写，要建立在情感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之上，有体恤和理解，才能真正有完整深刻的认知。初到凉山，彝人用彝语交流，罗伟章一句也听不懂，对他而言，语言是一堵古老沉厚的墙，把他与彝民完全隔绝。融入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加深情感的过程，罗伟章为我们描述了他眼中的彝民生活：这是一座沉默的城。在某棵道旁树下，或宾馆、店铺外的墙角，会突兀地蹲着一个老人，有时蹲着一排，擦尔瓦遮了全身，只露出头来，大多双唇紧闭，目光平视前方，形成更深的沉默。这是彝族特有的生活表象，那么，在他们沉默的外表之下，究竟有着怎样的心灵世界？这些追问与“诗和远方”没有任何关系，罗伟章更愿意用心去了解和抵达的是跨越语言文化屏障的大凉山彝民的真实生活。

人类学家林耀华说：“凉山的奴隶制不仅带有浓厚的原始公社残余，而且有着鲜明的种姓制度特征。黑主白奴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血统鸿沟。”追溯彝族历史，罗伟章列举了几位学者的观点。彝族学者且萨乌牛认为，彝族至少有万年历史，彝文则有九千年历史。古文字学者刘志一认为，世界上最早的文字，就是长江中游地区一万年前的古彝文。钟鸣认为，彝族曾是夏朝统治者，彝文也是夏代官方文字。如今被称为刻符或图谱的，比如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遗址，许多铭文都是彝文。历史，就这样附着在时光之上，在步入现代社会的缓慢进程之中，并不存在真正的一步千年，正如罗伟章谈到自己的心路历程：“作为一个汉族作家，如何去书写彝族地区的情况？如何才能真正深入到彝族人民的内心世界？这是我首先遇到的问题”书写凉山，罗伟章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始终围绕“一些难以改变的观念是如何形成的，该如何改变”这一主题，不断拓展和深入历史，追溯彝族社会变迁轨迹，追踪现实困境，也追问未来的诸多可能。

（二）走向文化现代化之路

《凉山叙事》真实记录了大凉山的生活状态、现实处境和自然环境。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我们常常用共同体来标签化一些群体，并不去区分其内在的建构基础。共同的文化心理积淀，形成认知上的同构性，民族与民族主义是西方世界步入“现代”过程中思想上的重要特征。民族共同体建立在日常性和世俗性之上，与民众情感共同体相联，而民族意识，则是基于身份认同的有机性共同体。

从族群和社会这两个维度看，罗伟章在《凉山叙事》中对民族文化的反思是多视角和多元化的。当代社会的移动性不断增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彝族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尽管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彝族最基本的组织形式——家支并没有解体。大凉山虽然在不断摆脱封闭性，但内在的文化维系仍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文化现代化是脱贫攻坚的突破口，尤其是有着独特文化传统的民族面对现代化进程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历史重述，民族演化，文化认同，命运共同体，社会生活方式转变，价值观裂变，这个时代经历的很多事物都是崭新的，问题却可能依然陈旧。当代人经常提及乡愁，仿佛正在失去的故乡是不变的乐土和乌托邦，然而都市生活日新月异，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求乡村永远保留童年模样？怀旧，作为一种精神向度，面对不断提速的生活，更像是一种心理逃避。有些人留在时代后面，或者站在历史背面，用个人的时代经验，去尝试阐释世界和生活的全部，无疑是盲人摸象。文化现代化是一个严肃话题。处于舞台中心的北上广深，已经实现高度开放的现代化；大凉山区，还停留在刚刚走过奴隶社会的半封闭状态。如何在二者之间建构可以被理解的生活、可以通约的价值标准，就这一点而言，知识分子的乡愁是缺少现实依凭的。

阅读《凉山叙事》，可以比对李杭育《最后一个鱼佬儿》，雷平阳的基诺山文化。孙立平反复表达的乡村忧虑，这里面有个共同的话题，那就是我们怎样对待物质贫困和文化消亡。“文学历史化虽然主要指向过往或已然的历史生成衍变，讲的是过去，但说到底，它还是受现实所左右。”也就是说，文学不可能脱离作家对现实生活的认知。《凉山叙事》是文学作品，但有着非常鲜明的思辨性。这种思辨性产生的力量，比猎奇式的展览，显然有意义得多。罗伟章选择回到生活实践，进入社会结构内部，尽量从现有秩序中看到问题的本质，以及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不可否认，我们的社会改造大多数时候是无效的，甚至是副作用的，对于文明与进步并没有起到推动作用。吴叡人在总结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时说到，二者的核心不是真实与虚构，而是认识与理解，一方面民族具有历史属性，是文化、血缘上联结的纽带；另一方面民族又是现代的，世界范围内民族身份、范畴的确立，与近代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和西方主导的现代国际政治、文化秩序息息相关。彝人面对现代性所表现出来的融入与退守，可以带给我们关于文化传承、置换和再生的诸多思考。罗伟章基于现代性认同，思考的是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可行性和切实路径。

书写凉山热土，罗伟章满怀感动和忧思，他有社会文化研究者的理性和耐心，也有关心社会民生的真诚和热忱。他的书写对象是陌生的，但柴米油盐生老病苦的生活是切近的。在剖析大凉山贫困的历史现实原因时，他保持了基本的理解和公允的评判。罗伟章说，两下凉山，他都深受感动。不止一回，结束采访回到住地，整理笔记和录音时都心潮难平。一方面是彝族贫困现状让他动容，另一方面是为脱贫攻坚干部正在这片土地上忘我付出和执著追求而深受感动。当然，只有感动是远远不够的，他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够真正有所发现，并且真实记录自己的发现，负责任地写下自己的所思所想，这样才能对得起那些人付出的汗水甚至生命。他希望自己的写作指涉的不只是“他们”，还有“我们”，不只是“今天”，还有“明天”。这一段话非常重要，面对这个复杂的时代，面对价值观的分裂，作家应该书写什么，怎样书写，才能不辜负时代赋予我们的一切，才能不仅仅是用挑剔的眼睛去看生活，还能够自我反思，不仅仅看到今天我们面对的这一切，还有能力对明天的生活做出自己的选择。

（一）路径选择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读书人的追求。这里面有对自我的期许，也有对生活的信赖，坚信读书的价值和日常生活的意义。罗伟章在宏大的历史文化命题之外，更多展示的还是生活，最普通的那群人的生活，他们看待社会变迁的姿态，以及个人必须经历的改变。大凉山景美人穷，风俗难易。穷，懒，虚荣，酗酒，偷窃，女性地位低，教育水平差，文明程度低。外面的世界喧嚣躁动，充满了物质欲望；大凉山深处，并不是与世隔绝，同样充满了对物质的渴望，无论是时代的引领者还是落伍者，其实都是与时代捆绑在一起的，只不过形式不同而已。“你们搞这套，好是好，可是你们在这里树立了威信，将来你们走了，留下个烂摊子，我们咋办？”一直往前走，还是回头路，这不仅是摆在彝族面前的选择题，也是脱贫攻坚干部同样需要思考的。在当地干部眼里，原来的路走习惯了，也习惯了让老百姓怕自己，而“好”是短暂的，也缺乏继续好下去的动力和能力。

沿着什么样的方向，才能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罗伟章写出了自己的思考：路不仅是路，还是世界观，有了路，传进来，带出去，形成循环，就能制造氧气，补充新鲜血液。罗伟章说，“作为生在这个时代的写作者，为不放弃而书写，写出其中的不易和意义，是我最根本的责任。”作家是一个书写者，作为一个怀抱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书写者，首先应该发现事实，然后用自己的方式将其表达出来。罗伟章努力为我们记录下那些为脱贫攻坚做出贡献、挥洒汗水、忍受孤独，甚至献出生命的人。他希望自己能够走到这个民族的深处去，从观念层面，尽可能深入挖掘贫穷背后的深层原因，写成好的文学作品，从而帮助外界人理解凉山脱贫攻坚的巨大意义和艰辛不易。对于凉山彝族为什么有那样的传统，为什么有这样的今天，罗伟章从历史积淀、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角度，做了系统梳理。他的思考和写作是理性而节制的，从作品中能够感受到他的困惑和焦虑，执著和担当。

罗伟章的思考是多视角的。不仅民众急需脱贫，干部的思想和精神也要脱贫。这其实是一个很多人没有勇气说出来的追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初心是什么？使命是什么？罗伟章给出了自己明确的判断：对于一些人来说，不是忘了的问题，而是早已经变质了。有些领导是被服务惯的，要他们“移风易俗”，回到初心去为人民服务，需要改变角色定位，包括对身份、地位和权力的重新理解，相当于脱胎换骨，因此比普通百姓改起来更难。脱贫攻坚之所以难，是因为不单指物质脱贫，还包括精神脱贫，领导干部应该首先改变自己，真正走到群众之中，了解他们的生活，帮助他们实实在在解决问题，感情上和他们在一起，一起与贫穷战斗，锻造一支有百姓情怀、能密切联系群众的干部队伍，意义更重大。同时，要想真正改变落后，拔掉“穷根”，关键是教育。如果不从根本上提升素质，很难取得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也很难保证不返贫。在生活层面，既要教会彝民种菜和做菜，更要教会他们说普通话，读书有文化，“扶贫先扶智，扶智先通话”“一村一幼”，学前学会普通话，是很关键的第一步。如何保证入学，降低辍学率，这是关涉当下的重点，也是关乎未来的起点。在作品最后，罗伟章写到，在凉山和大凉山腹地昭觉县，朗朗的读书声正穿云透雾，迎向晴空。朗朗书声让未来充满了希望和生机，也让我们对无限美好的大凉山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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