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作家有两种，一种是尽量把什么都想清楚了才动笔，此时，人物、故事、主题等都已清晰呈现，这种作家偏理性；再一种是创作被某种强烈情绪驱动，有个突破口可宣泄，甚至自己还不明了写些什么，作品便一气呵成，这种作家感性格外充沛。两种作家各有各的优势，但我更欣赏后者，如罗伟章，因为创作本质上是人类感情向艺术的转化。罗伟章新作《谁在敲门》是当前重要作品之一，小说由敲门这个突破口启动，洋洋洒洒倾泻60多万字，只区分出七章，最后清去小标题，读者也从敲门起被抛入一条奔腾不止的河流，身不由己，直至被裹挟到篇末方才上岸。漂流中读者目不暇接，看到的东西太多，场景变化多端，上岸后回想领略的一切，百感交集，一时无从归纳，此即所谓“长河小说”，写的是时代和在时代潮流中身不由己的人们，这个“人们”人数众多。读者不得不承认，这些人们都是真实的，都是身边人，无一例外，而托马斯·曼说：“一个人不仅仅是过着他个人的生活，并且不管意识到与否，也是在过着他的时代和他同代人的生活。”尽管读者主要在感受，但在感慨万端之中，时代已默默浮现出它庞大身影。这就是此作之优势，以壮阔交响乐的方式传达重大和难于简单叙说的主题。
其实作品经过深思熟虑，结构相当严整巧妙。为父亲庆生，分散各地的七个儿女及配偶孙辈都要到场；父亲住院，大家又纷纷来看望；为父亲办丧事，全家成员再次聚齐，于是由“我”的视角，集中将家人们的各自表现与背景经历自然叙及。不仅如此，其间还牵涉到众多家族外的角色，于是借此分枝岔蔓讲述开去，触及到乡镇基层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新闻旧事，简直“要什么有什么”。其中有些次要人物如邱木匠、侯大娘、何老三、陈猪毛、康医生等，出场不多，形象独特，故事精彩，若分别挑出来各个加以生发，皆可独立成篇，但罗伟章不在乎大材小用，毫不吝啬地把他们写进书里细部，自然非同一般地强化了作品内容，重要的是，再现了错综复杂的原生态时代面貌。
当然，《谁在敲门》的书写重点是许家三代人，他们得到作者的精细刻画。尤其在性格和人品方面，一家人的区别和分化是显明的，这是由于他们与自己生活的具体环境相像，胜过与自己父亲的相像。小说中的父亲是个忠厚农民，一生都为子女着想，老来不愿住进城里儿女家，是怕打扰孩子的生活，想活100岁，也是想给儿子挣台县里奖励的彩电。但他住院后，儿女们立刻显出脸色的不同，大姐和大姐夫尽力操持，三弟表示住院费由他一个人出，而大哥、二哥怕出钱，早早就断定人已没有救头，甚至不愿跟去医院。这种分野其实已经影响到后一代，大姐的女儿有出息，收养的十多个干儿干女走正路；而大哥的儿子开腔就是谎话，搞传销坑及亲人，更惯于欺骗女人。应该说，在现实冲突与压力表面化环境下，人群里道德伦理形象会更为暴露，坚持正直与无愧卑劣在一个家庭里也可以出现显著分野。在小说里，最大量情节的公约数出自德行状况，它们激荡着时间进程，也为作品带来文学性观照的神秘力量。“我”的不断思考，加深了人们关于人生处境的认知。
大姐夫和大姐，是小说里真正的主人公，也是这个家族的主心骨。作者对两个人物的塑造更为着力，也使他们给读者留下最为牵挂的深刻形象。
大姐夫是改革开放中乡村解放的一批能人代表，率先致富，也当上村干部，开始为大家办事。住到镇里后，把村支书当到了镇上，同时帮镇上工作，村上镇上两边跑，却不耽误聚人打麻将。他在村民中的威信，“不是摇旗儿摇出来的”，他曾上下奔走，四处筹资，不要村民出一个钱便修通了乡村公路。他回到家就坐躺椅上打呼噜，但为村里事却可以几天几夜不眨眼。带头救山火时被烧伤，不包扎就忙着安排受灾户。在开发天然气上，更是为当地立下汗马功劳。所以，李家岩从不出上访户，哪怕镇上书记强力干涉，也选不下他这个村中领导。以后，书记遇天大难题，反倒靠他设法解困，终使书记与他结为“死死的朋友”。这样一个人物，可称特定时期里产生的典型人物，颇为鲜活，谁都不愿否认他的存在。他并非洁白无瑕，也犯过重大错误，但为人们喜闻乐见，缘由他为人们的目光里带来面向未来的希望。
大姐和他恰成一对，是家里的“书记”，经常数落他，当着客人把他赶离躺椅，使他难堪。大姐是“传统型地母”，近30年里扳掉了大姐夫身上许多刺，只是一根赌刺无计清除。她常为亲戚们家里的烦心事操劳和接济，亲戚们也常到她家里住，住上七八天甚至长达两月，碗都不洗，她也并不计较。遇到父亲怄人，她曾数落父亲说，要是老天爷不让她父母双全，“就该留妈，不该留你”，还说过：“你将来走了，我是不会哭的。”在父亲哭丧仪式上，听说让她主哭，她吓一跳说不会，半天没哭出来，大嫂就笑着催，她也跟着笑。但接下来进入角色，就是一场好哭，长长悼词凄凉真切、惊心动魄、催人泪下，倾吐出对父亲的深厚感情。仅此一节，作者就将这位女子写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地母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温厚强韧的女性美，虽身为弱者，却帮助人们摆脱种种困扰，书中的大姐唤起了人们对贤惠母性似乎远去的回忆。这样的形象，文学价值幽深长远。
作为个体，他们的命运未必一帆风顺，大姐夫后来遭人构陷，再次入狱，大姐因门前被摘去红灯笼，告别人生。这里有悲剧性，但恰恰如此，格外令人震撼，怀想不止。好久没有读到悲剧了，而悲剧在美学领域是一门不可或缺的重大艺术，它不意味着悲观，而意味着让人体味到一种更高的价值力量，催人奋发，具有正剧所未必能达到的精神超越，同样染有时代性。在这一方面，罗伟章也做出了自己的特殊贡献。相信大姐夫出狱后，依靠经验，将在更高起点上为乡镇建设发挥能量，现实生活中不乏其例。
《谁在敲门》是一部时代潮流下的奔腾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