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的作家里，多年来我行走考察的区域比较多。但是说到藏区的山川河谷与风物，阿来则是作家们的老师。藏地的很多动植物、地质地貌内地作家基本都不熟悉。阿来多年来穿行于横断山脉深处，念兹在兹，无日或忘，尤其是他对横断山东沿的深入研究，对这一空间的写作无疑可以归纳为“大横断写作”。

1900年左右，京师大学堂的地理学家邹代钧在其学术讲义中第一次提出了“横断”这个词，我们现在加了一个“大”，是概括那36万多平方公里的起伏高地。近十几年来，“大横断”这一概念十分火热，川西之所以华丽绚烂，就是因为川西一直是大横断最核心的部分。不管是虚构，还是非虚构，阿来的写作都没有离开“大横断”这个地理空间。他的文学世界基本都是在这个地理空间里穿行、思考，而且他对文化学、地质学、生物学、气象学等领域特别予以了强化和凸显。

1860年以来，许多西方学者用“博物学”的视角开始书写横断山东沿之地，已经过去160多年了。但中国人并不因此而失语。中国自古有一种视角，即“风物学”的写作，这种写作就是散落在浩如烟海的古代笔记里的对风俗、对植物、对动物的考证与判断。在我看来，采用“风物学”研究法与西方理性主义的“博物学”予以结合，成就了阿来“大横断写作”的方法论，尤其是他的非虚构之书《西高地行记》。或者说，他俯身于大地细节的博物学眼光，更多运用西方博物学的精细研究与理性分析，但同时又在行走中融合了这片土地上中国风物、多民族文化孕生的过程，从而呈现出一种高原民族、高原博物、高原历史相融汇的特殊语境，就像“三江源”吸纳百川而奔向大海，这便是阿来的非虚构写作所呈现的一种综合性写作态势。

阿来说：“我是一个爱植物的人。爱植物，自然就会更爱它们开放的花朵。”在《西高地行记》里，即有自然主义的繁花与被多民族文化浸染的花朵交相辉映，互为依托。

由此我还想谈一个问题：是不是具备跨学科、跨文体的“双跨”特征，应当成为区分非虚构写作与文学散文的重要标准？现在的很多散文写得很“小气”，有些刊物编辑就下了一个定义加以描述，叫“文学散文”或者“纯散文”，以区别于很多领域超出传统散文家的文化视野的那种写作，比如说对植物学、动物学、气候学极其深入研究的博物学写作，甚至很多文学编辑不接受这样的文章，认为此类不属于纯文学。我觉得，这是文学编辑基于自己知识的贫乏和眼界的逼仄所造成的，也是“小化”“矮化”非虚构写作的一种当下表现。那么，庄子的作品是不是“纯文学”？司马迁的《史记》是否是真文学？答案是肯定的。时代在发展，时代的写作不能再囿于“纯”。

刚刚几位专家谈到思想，思想固然是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另外一种博识性的第三结论。在两个概念之下提出第三个概念，这就是思想。阿来对于地质、文化以及生物三个体系，不断地提出自己站在21世纪前沿的与时俱进的思考。这也是我多次听到阿来讲的，他有一个文学观念：“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一白居易的观点，在阿来的写作里特别重要。有的作家会有抽象的观点：我为未来写作。我觉得这种观点是颇为虚无的。

刚才有几位专家也提到了人们对青藏高原的仰视问题。我认为，阿来除了对整个山脉有仰视的角度，更还有一个平视的角度，他特别重视人在整个山岳之中的穿行。因为人对山岳的点化，山岳才有了文化，没有人迹在整个山岳中的加入，就没有文化的生成。另外，他还从俯视到微观，就是细部研究。思想的那一部分来自于他的内视，特别是对藏文化的内视，有哲思、冥想，把现实中的一种变与不变融入自己的时空中，放在一个更大背景来看待藏民族的生活。

在当下的散文的纪实和非虚构之间，阿来实际已经用一个“双化”的方式打开了一个西方博物学家们还没有触及的东西，就是大家提到的：他是一个书写整体性的、多民族的诗学者。既有民族文化，也有诗学的拔升。因为他的文学结论，最后的落脚不是植物学家，也不是动物学家，也不是地质学家，也不是文化学论文，而是一个诗学者的审美判断！他用一个作家的诗学判断，感悟一方民族，并对这块土地提出自己的生命认知。

阿来和大横断的关系，可以概括为“相互对望。相互赠与，相互保管，也相互加持”。随着时间的推演，阿来可能还会书写得更为细致，更为纵深。比如他曾经提到过，他准备写一个纯粹植物学的、关于青藏高原植物的系列作品，对此我们非常期待。

总之，阿来的书写方式，逐步地让我们打开了、弥补了西方100多年以来对整个藏地、高原的动植物纯生物学的描述，他赋予了、还原了这类题材独特的文化、民族气息和精气神，这种写作态势，在目前还没有其他作家能比他做得更好。

“向山河和民众中求知。”这句话适用于我，也适用于阿来，我们一生都置身在山河与民众之间。只有这样求知，作家的脑力、眼力、脚力、心力才能够慢慢走向大地的深处，真正可以兑现一个承诺——实现真正的大地写作。为此，我们站在这片土地上，方能永不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