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诗，其间20多年做编辑，《红岩》3年，《星星》15年，又《青年作家》《草堂》8年，至今。半个世纪过往的脸谱和结缘的文字不计其数，虽有心得，却不敢自以为是。这么多年身不由己，做事挤压作文的时间太多。年龄越大越是感觉到该写的欠账还是该一笔笔清算，给自己一个交待。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做不到。但是可以深居简出，去过的地方不去了，人多的地方不去了，谢绝了很多场合。尤其害怕人堆里随时冒出来几个自诩的大神，海阔天空，还总是在诗歌分行的时候，头颅昂扬，目光向远。仔细一看，满身披挂的珠光宝气，用以唬人的竟是低级、廉价、仿冒的文字吊牌。遇到这样的情形，上前甑别不是，不甑别也不是，与其为伍实在是无地自容。于是，躲得远远的，以前已经认识的可以疏远，还没有认识的，就不必认识了。

这样就腾出很多时间自言自语。自言自语是我写作和阅读保持的状态，一以贯之。“以自己之眼观物，以自己之舌言情。”王国维说纳兰性德的这两句话，深得我意，并且伴其左右。久而久之，我的自言自语，给自己的写作划出一道清晰的线条——我，我的家；我与身边的人和物事，我的家与人世间我们的家指认的胎记与血脉。这个线条渐渐丰满，渐渐长成有血肉、有呼吸的根，根须无边界延伸至我趟过的时间之河，以及还未抵达的未来之境。有根的自言自语有生命，有水土的滋养，可以开出有籍贯、有名有姓的花朵。而这些花朵，不在大富大贵的花名册上，大多散落在篱笆之外的野地，野生的明媚，野生的性情，野生的趣味，只需一场细雨，一米阳光就够了。

《一蓑烟雨》披挂的烟雨都在“小楼”之外，却是从四面八方汇聚来“小楼”，包括了日常的鸡毛蒜皮，生活的酸甜苦辣，远山、远水的亲近，虚情、假意的疏离，生命基因的确认、自我人格与精神的辨识与塑形。锦江边南河苑的我，自觉不自觉地与他人，与自然，与这个世界的关系达成和解。看天天蓝，看云云白。一直喜欢、推崇苏东坡，喜欢他的大格局、大胸怀，历尽千般苦难，“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从容与乐观，最后依然对坎坷人生的际遇做出温暖的回应：“天下无一不好人。”

关于根的备注。

我所说的写作的根，与韩少功先生当年提出的文学寻根不是一个概念。少功说的是文学概念上民族文化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的根的挖掘。我这里指的是，作为个体的写作者生理和心理层面上，影响你生命轨迹、完成你生命塑型的根。不管是轰轰烈烈还是平平淡淡，这个根每个人都有，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有意识去梳理。比如蜀地不仅仅是我半生、或者大半生生命的栖息地，更是我大到对人类和世界的认知、我的所思所想成型的原乡，也是我肉身的七情六欲和嬉笑怒骂的集散地。我一直在梳理这个根。长诗《重庆书》，系列、批量的《成都词典》以及《时间笔记》和《忽冷忽热》，包括最近的《水经新注·嘉陵江》和《蜀道辞》，都是这个根上结的果。

新世纪以来，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固执地在为这个根而写作。这个过程很多时候是寂寞的、迷茫的，甚至是很长时间看不到光亮的，因为它不是我们司空见惯的表象，必须扒开这个表象进入内核，还必须超然于这个表象，才会发现与你生命息息相关的那些触手可及的草木虫鸟，以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这些人的生态关系、生存状态、生活质量，以及人格和精神的轨迹。

因为这个根的梳理，我所希望看的是，我的写作能够结结实实，拒绝那些天马行空的书写。这其实是多么艰难的选择和挑战。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与生俱来有一种隔阂、甚至是敌意。这个有根的写作，让我有了明确的写作路径，那就是努力消减这样的隔阂和敌意，与人、与自然、与社会的不平衡达成最大尺度的和解。

关于我的备注。

诗歌中“我”的出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有点不受人待见。如果自己的写作总是去考虑受不受人待见，这是很荒唐的事。古今中外无论大小的“我”，举不胜举。中国诗歌传统从《诗经》以来如数家珍的“我”比比皆是。屈原厄运之后汨罗的净身，李白入世失败之后寄情于山水，杜甫的退隐，苏东坡的官隐，陶渊明的归隐等等，“我”在其中活灵活现。

米沃什当过记者、教师、外交官，流亡者，甚至被限制过母语写作。米沃什诗里大量出现的“我”“我们”，就是他的骄傲，他的“我“能够成为他所有经历、所有认知的证据。海明威的间谍生涯，记者生涯，以及他经历的两次坠机事故生还，4次婚姻，最后饮弹自尽，他伟大的作品和他不能复制的“我”，成就了他成为世界文学的仰望。

我甚至认为，尤其是诗歌更需要“我”以自己的面目出现，包括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形状以及出场的仪式感。“我”是我找到的进入这个世界至关重要的切口。这个切口上的“我”，是我又不是我，更像是佩索阿说过的“我想成为的那个人，和别人把我塑造成的那个人的缝隙”。所以，“我”是我所有经历的人和事，我的身体、我的思想，我所感知的人类、自然、社会以及形而上、形而下的所有档案，我就是档案。

关于叙事的备注。

叙事在诗歌中的介入，使意象的空间密度变得稀疏和淡化，以场景和日常的琐碎制造情绪的感染，从而获得一种对现实发言的能力。我相信写作的原创性更多来自于叙事，冷静、客观地观察和处理外部世界，以及复杂的个人经验，抒情已经无能为力。叙事语言几乎没有任何遮蔽和装饰，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难度最大的一种写作方式。我是城市的书写者，现代文明催生城市化进程，城市已经成为人的情感和欲望的集散地。对城市的精神代码、文化符号以及城市人与城市各种关系里的消极与积极、抵抗与融入、逆反与享受的辨识与思考，强迫我们对城市的书写从依靠想象转向更为真实的叙事。

诗歌的叙事古已有之，但朦胧诗以后是一次很重要的革命。叙事性诗歌拒绝过度的修辞手段和泛滥的抒情方法，通过眼见为实的事件瞬间、细节的高度提炼，有情节、有起伏甚至有戏剧效果地展现诗人的感受。诗歌的叙事性增强了人们对诗歌语言的信赖，“不仅有效地确立了一个时代动荡而复杂的现实感，拓展了中国诗歌的经验广度和层面，而且还深刻地折射出一代人的精神史”，我极赞同家新这个说法。

叙事性诗歌强调情感与叙述的零度状态，以不动声色的旁观、超然应对那些过于精致和浮华的语言化妆术，在“原生状态”中说人话，说大家能听懂的话，在幽微、琐碎的生活日常里打捞与人亲近的人间烟火。需要强调的是，保持叙事的克制和保持诗歌的肌理具有相同的重要性。

关于历史的备注。

诗歌的厚重与轻浅一直是问题。历史想象力和历史承载力，对于诗歌的厚重值至关重要。而当代诗歌的轻浮甚至轻佻已成诟病，不能视而不见，应该高度警醒了。陈超先生曾经很尖锐地指出，当代诗坛的重大缺失是历史想象力和历史承载力日渐薄弱。古代诗人的诗词用“典”，“典”就是历史的承载和想象，短短的四言八句就有了辽阔和深邃，就有了厚重。现代诗歌与历史发生关系，一个事实摆在那里，总是很难找到关联历史、进入历史的路径，要么关联不搭，要么进入了出不来，诗歌一行接一行地在历史的幽深里捉迷藏。

诗歌如何保持它揭示历史生存的分量，如何置身世俗的“生活流”，又不至于琐碎、低伏地“流”下去，如何在对个人经验的关注和表现中，实现诗歌话语与历史文脉的融汇，让诗歌不再飘忽如云，这是当代诗歌必须重视和要解决的问题。

《蜀道辞》几百行几乎用了我整整一年时间。古蜀道，一条比意大利古罗马大道更久远的世界交通遗址，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无所不及，从实地考察到案头资料消化，节点的取舍，构架的设计，人物的勾勒，语言的调试，应该是完成了自己的又一次重要的实验。其中最为耗费精力的是，如何深入，如何浅出。为了浅出，头上又添了几丛白发。

关于现实的备注。

诗歌书写现实，与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关联从来没有间歇和断裂。从最初的源头《诗经》以来，楚辞汉赋，魏晋南北朝诗歌，唐诗宋词以及元明清文学，这样的一种关联水乳交融，新诗百年更是凸显为主脉成为中国诗歌优秀的传统。伟大的现实主义精神，是中国文学的宝典，也是中国诗人血脉里奔涌不息、强大的基因。

“新时代”不是抽象概念，而是有丰富内涵的最伟大的现实。新时代必然有新的时代特征、时代风貌和时代精神。我们对新时代的现实书写责无旁贷。这样的现实书写，有一个最重要的标尺就是，要观察、思考、解读、把握新时代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质、新质和异质。

面对这样的现实，一方面不少诗人由于过分迷恋自己的惯性写作，或者对身边翻天覆地的变化置若罔闻，或者深陷于自己搭建的语言迷宫而不能自拔，已经缺失了辽阔的胸襟和视野，很多人在现实面前已经束手无策，丧失了进入现实的能力。另一方面，有的一提到现实书写，就生硬地罗列标签，虚假的感叹号，空洞无物的伪抒情，这是对伟大的新时代现实的极不严肃。

王国维说过，“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我们现在现实书写新时代，要以我们对民族、对人民的真情实感，真真切切地触摸这块土地的呼吸和人民的心跳，让我们的写作与我们的时代发生关系，留下擦痕，为我们的时代打上经得起拷问和检验的诚信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