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本土文化的自觉和地方性转向。相对于世界，我们的诗歌越来越多地转向本土，关切和书写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现实，自觉地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寻求资源。正是在这样的自觉中，对于每一个诗人来说更加切近和切己的“地方”，获得了更多和更具体、深切的表达。其中著名的，比如雷平阳诗中的云南、沈苇诗中的西部和“江南诗群”作品中的江南等。作为“巴蜀诗群”的重要代表，诗人梁平继长诗《重庆书》《三星堆之门》《水经新注·嘉陵江》和诗集《家谱》《深呼吸》《时间笔记》中的诸多短诗后，仍然秉承其“对巴蜀文化的诗意回望”，以对李白《蜀道难》的承续与互文，为我们的时代提供了《蜀道辞》这样一部相当独特的重要诗章、一曲新的“蜀道难”。
收入《蜀道辞》的诗集《一蓑烟雨》
“精神还乡”
作为梁平诗意回望巴蜀文化的最新作品，长诗《蜀道辞》突出体现了诗人的诗学观念。在关于《蜀道辞》的“创作谈”《自言自语或者几个备注》中，梁平说他最近几年“给自己的写作画出一道清晰的线条——我，我的家；我与身边的人和物事，我的家与我们的家指认的基因与血脉。这个线条渐渐丰满，渐渐长成有血肉、有呼吸的根，根须无边界延伸至我䠀过的时间之河，以及还未抵达的未来之境”。而对梁平而言，“不仅仅是我半生或者大半生生命的栖息地，更是我对人类和世界的认知、我的所思所想成形的原乡，也是我肉身的七情六欲和嬉笑怒骂的集散地”的“蜀地”，自然成了其“根须”所深深扎入和“延伸至”的“地方”。梁平的诗学观念，因此也在无意之间颇为类似于海德格尔所曾主张的——“诗人的天职就是返乡”，就是要回返到故乡的本源，深入到故乡这一大地为我们所特别设置的历史空间，并且去求索、去守护和去揭示与阐发它的内涵。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蜀道辞》对蜀道的书写，实际上就是诗人梁平的精神还乡。
但梁平的还乡，特别注重个体性，注重“作为个体的写作者生理和心理层面上，影响你生命轨迹、完成你生命塑形的根”，并且以此来区别于1980年代寻根文学对于“文学概念上民族文化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的根的挖掘”。梁平所说的“根”，显然内在于诗人的个体生命，属于诗人个体自我生命根脉的自觉找寻与“认真梳理”；而寻根文学所说的“根”，却很明显地外在于作家与诗人的个体自我，存在于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处。因此，在中国当代文学与诗学的观念史上，梁平所提出的“根脉说”，无疑有着独特的意义。
“根须”专注蜀地
正是本着这样的诗学观念，梁平的“根须”专注蜀地、延伸至蜀道，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壮阔雄奇的蜀道景观。“尔来四万八千岁/······/线装的蜀道巨著/章节回旋、跌宕/在秦岭、巴山、岷山褶皱里”——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来说，蜀道包容着太多的历史记忆，积淀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也是我们不畏艰险、伸张大道的民族精神的体现与象征。古往今来，有关于蜀道的大量诗文，特别是其中的以李白《蜀道难》和杜甫、李商隐、苏轼、陆游、元好问、王士祯等人的诗作为代表的“蜀道诗”，使得沟通秦蜀的漫漫蜀道，也被称为“蜀道诗路”。所以，梁平以线装巨著来形容蜀道，确实是其来有自。蜀道蜿蜒、跌宕于山河大地，实际上已经高度地文本化，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文化空间与文学景观。梁平以《蜀道辞》再写“蜀道诗”，甚至以破空而来的起句（“尔来四万八千岁”）和诗题（“蜀道辞”）直接与李白《蜀道难》互文，其所面临的文学史挑战与压力，显而易见。但是在《蜀道辞》中，梁平却以其颇多超越、开放包容的人文情怀取得了自己的诗歌成就。
长诗《蜀道辞》由十四首短诗组成，以具有总揽性质的第一首诗《古蜀道》开头，接着按照地理空间先北后南、由西至东地依次展开，先写褒斜道（第二首《褒斜道》），再写米仓道（第三首《米仓道》），继而写金牛道（第四首《五丁与金牛》），并将金牛道作重点，以金牛道上广元一带的“剑门关”（第五首《剑门关》）、“明月峡栈道”（第六首《明月峡栈道》）、“翠云廊”（第七首《翠云廊》）和“皇泽寺”（第八首《皇泽寺》）等为中心，下及梓潼的七曲山大庙（第九首《七曲山大庙》）、江油的李白故里（第十首《李白故里》）和处于成都的杜甫草堂（第十一首《杜甫草堂》），然后又写最东边的荔枝道(第十二首《荔枝道》）。秦蜀诸道后，梁平又以第十三首《夔门》一诗，写到了属于广义蜀道的入川水道，最后以总结性的第十四首诗《旁白》收尾。梁平的《蜀道辞》结构谨严，精心布局，正如其自己所说的：“《蜀道辞》几百行却用了我整整一年时间”，“从实地考察到案头资料消化、节点的取舍、构架的设计、人物的勾勒、语言的调试，应该是完成了自己的又一次重要的实验”。在我所读到的“蜀道诗”中，梁平的《蜀道辞》，无疑是一次非常可贵的探索与实践，仅仅是在诗歌体制的设置和对蜀道书写的总体性追求方面，便已超越既往的很多“蜀道诗”。《蜀道辞》对蜀道有详有略、重点突出的结构性呈现，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梁平版”的蜀道景观与文学地图。
但是在同时，“梁平版”蜀道景观更重要的特点，还在于其以开放包容的人文主义情怀，一方面纵横捭阖地吞吐八荒、思接千载，无论是山河大地、文化景观，还是正史野史、掌故传说，都被《蜀道辞》极具开放性地容留与纳入；另一方面，诗人对蜀道所包蕴与承载的历史本事和丰富内涵，却又以人文主义的价值立场有所选择地“消化”与“取舍”。显而易见的一点是，不管是蜀道的开辟，还是它的主要功能，均都与征伐有关，像发生在陈仓道上的著名历史故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和褒斜道上的定军山之战，都是蜀道故事中的重要内容，历朝历代的战争遗迹，更是在蜀道上所在多有，但《蜀道辞》的主要内容，却并未过度地偏重于战事，特别是其中以人物为题的诗作，不仅略去了很难回避的诸葛亮，而且这些诗的重点，也都无关乎征战。关于李白（《李白故里》）、杜甫（《杜甫草堂》）和文昌帝张亚子（《七曲山大庙》）的几首诗作，倒是似乎很明确地在告诉我们：蜀道有斯文，蜀道重斯文！在他们之外，即使是写五丁，诗人所突出的，也是其开山壮举（《五丁与金牛》）；而对文治武功均很显赫的女皇武则天，却只重点书写了其甫刚入宫时的狮子骢事件，侧重“勾勒”其不无真率的辣妹子性格（《皇泽寺》）。《翠云廊》一诗，写“蜀道上剑阁的梓潼翠云，/超凡脱俗，与远去的狼烟绝缘，/连绵战火始终没有走近这里的阴凉”，“古树数十万，/子嗣延绵欣欣向荣，枝丫上的翠云，/激荡成旗，比战旗更威武”，诗中彰显人性、守护自然和鄙弃战乱的精神意识，一目了然。久未入川，读罢《蜀道辞》，印象最深和最难忘怀的，就是那一道穿越了千年历史烽烟的苍郁翠云······作为一个文学与文化景观的蜀道，已被历史上的很多文人墨客多次题咏和塑造，而《蜀道辞》 中的蜀道，无论是其总体景观，还是诗中写到的各个“景点”，都被梁平赋予了新的人文内涵，获得了新的文化形象。
一个人的“蜀道”
《蜀道辞》中，蜀道景观的新形象与新内涵还来自于梁平独特的个体诗学。在梁平被我们称为“根脉说”的诗学观念中，诗人的个体自我有着非常突出的强调，具体在《蜀道辞》中，我们首先感受到的，就是他的诗歌所一贯独有的基础情调。关于基础情调，海德格尔曾经说过：“诗人从一种情调而来进行言说，这种情调规定了基础与地基，并且贯通性地调谐着一个空间，诗性之道说在这个空间的基础上，在这个空间之中，创建了一种存在。我们将这种情调命名为诗歌的基础情调”，它是诗人与诗作最为可感的个体自我与诗歌本体方面的基本特征。梁平的《蜀道辞》，又一次体现了他开阔自如地纵横捭阖、悲悯且放达的基础情调，这一情调，同时也作为一种颇具诗力的气脉与运思，上天入地、古往今来地兴发感动，容留吸纳和综合处理从秦王伐蜀到风雨灵应等林林总总的蜀道故事与个体经验，加之以诗人扎实老到、遒劲有力的叙事艺术和反讽、对话、独白、互文、征引、用典等技艺与修辞，不仅“贯通性地调谐”，而且还很坚实地“创建”了一个阔大沉雄的蜀道空间。诗的结尾以“旁白”来书写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伤痛、血泪和艰难险阻，以及“自己收拾”中的坚忍放达和奋力突围，不仅将全诗收束于个体，而且还使个体自我的人生体悟联通和同构于深邃博大的“蜀道之道”，圆满达成了诗人“在对个人经验的关注和表现中，实现诗歌话语与历史文脉的融汇，让诗歌不再飘忽如云”的诗学追求。《蜀道辞》中的诗性空间，贲张、充溢和流贯着一股独属于梁平自己的强劲诗力，正是以这种方式，梁平为蜀道重重地打上了自己的标记，也使已经高度文本化了的蜀道景观，突出显示着梁平的“我”。十多年前，曾有论者反思和总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长诗写作在“面对更大的历史对象或更为严肃的写作抱负”时历史想象力的孱弱，并且在“‘历史想象力’如何可能”的提问与关切中，深切“期待某种更为浑厚的、真正纵深的历史经验”（姜涛：《历史想象力如何可能：几部长诗的阅读札记》），我以为梁平的《蜀道辞》，正是一个很好的回答。（文/何言宏 图书封面由四川文艺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