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词与词中间找寻自己的精神谱系是所有诗人共同在做的一件事。在陌生化的美感中品味一种异处的孤独，是作为一名诗人比寻常写作者更容易得到的一种快感。这其中的节奏如何把握，那种韵律如何辨别，倾听的部分是放在手上还是放在耳旁，诉说的部分是放在水面以下，还是放在水面以上与光共同接触、培养。

龚学敏的诗歌呈现以上阐述的多个部分，将这类思索共同绘写出多点散射状的思想文本，把诗的本体还原到一个固定的装置中，对人存在的外在环境进行具体的词句规划。排列的位置会发生清晰地弹响，那是一种关节液在封闭环境内回荡流动的声音，而更外层的身体会保持在原来已有的皮肤上。

这种细致地表达让人联想到关节部位的深海回音。一方是天，一方是地，更有秩序的人类、昆虫、走兽、飞禽在其中舞蹈，这种狩猎与被狩猎的部分成为了诗歌文本的日常养成。这种音符般的秩序平铺在骨头内的海洋中，需要读者的内心去捕捉其中的奥义。表现的特征有“红桦树的影子”“霰弹的花朵”“拖大刀的螳螂”等等，这种生命状态的不同层次共同完成了“人是万物的尺度”反证了“万物便是人本身”这是龚学敏文本中最绵柔的一缕哲思，却在无意中成为了最坚硬的一把钢刀，顺着那条笔直地锋刃看去，可以凝望出自身、万物、生命、宇宙。

到底是什么令人多愁善感，是问题发生的本身，还是思考问题的人，是那些关照自身的人，还是那些被人与自然、人与人捆绑的种种因果关系？龚学敏没有给出确切的回答，在修辞中他捕捉着可能存在的道路“铁在风中疾行，村庄腐朽的气息”“人类成为间隙，成为我遗产中的动词”“被雨靴踩成塑料薄膜的月光”凝动的是哀恸，瞬息间的是一粒晨起露珠，被日光繁复折射，光亮处有气温爬高，唯一的露珠便将消逝在大地中央的位置，这种痛感被他坚硬地表述为“最后一面旗帜，一个被钉在墙壁上的//动词。”

总有诗人为“在场”留下自己充足的证据，而更重要的是那种独立存在的“在场”从何而来，回答似乎走向了一个更大的统一中，建立在更大公约数上的陌生化，以此来获得独立原创性地最大支持，对此龚学敏在《金钱豹》《螳螂》中无不是这样做的，在他所确认的修辞系统中模拟出旁观者最为重要的“在场”证据，这样的证据充满了对生命的无限关怀，那种固定流动的生命体验如一面藏地铜镜时刻高悬于人的心。透过凝重轻盈的诗行在一个生命本体中查证，另一种生命的本真状态，最重要的是懂得“生而为人，责任是我最重要的存在形式”，这无疑是龚学敏带给当代诗歌最大的启示。

附：龚学敏诗歌作品

九寨蓝

所有至纯的水，都朝着纯洁的方向，草一样

发芽。蓝色中的蓝，如同冬天恋爱的鱼

从一首藏歌孤独的身旁滑过……

九寨沟，就让她们的声音，如此放肆地

蓝吧。远处说话

的草，把故事涂在黑颈鹤长唳的背景中。

用水草的蓝腰舞蹈的鱼，

朝着天空的方向飘走了。

朝着藏语蓝色的源头去了。

红桦树的影子，被风揉成一抹

水一样的蓝。倚树的女子，

用小辫上的冬天，

引领遍野的雪花和水草的名字，然后

天，空了一空，只剩下蓝。

金钱豹

1970年代初，县供销社收购站的墙上一直挂着一张从农民手里收购来的金钱豹皮。

———题记

来吧，

前世的霰弹被我开成了满身的花朵。

铁在风中疾行，村庄腐朽的气息

用铁的速度弥漫。

把黎明与黄昏缝在一起，

人类成为间隙，成为我遗产中的动词。

我把铁种在地上，发芽，生长，

村庄在树荫中苍白，被我原谅。

我把铁攥在皮毛的拳中奔跑，

奔跑的距离，决定铁的长度，

我越快，铁就越慢，

村庄留给自己腐朽的时间就越长。

我用铁奔跑的速度制成的线钓鱼，

森林的餐桌被天空的白布裹胁，

饥饿的鸟鸣，

成为村庄飞翔的饵，

来吧，

霰弹的花朵，已经把我招摇成

最后一面旗帜，一个被钉在墙壁上的

动词。

螳螂

粮食被农药越捆越紧，入骨髓

穿制服的农人

杀虫三千，伤粮食八百。

虫用蝗，螟，蛾，蝽，螨……的招式

一一抵挡，退至农田的衰弱处

喘息。

中招八百的粮食，把内伤固守成

粮食中的勇士。

拖大刀的螳螂，在月光下的农田中

形单影只

所到之处，天下皆寂静

农药尽是先手。

被雨靴踩成塑料薄膜的月光

铺在伤情的大地上

塑料味一波一波地漾过田野和山冈

比螳螂的刀还快。

落魄的螳螂像是欲上梁山的好汉

在沥青的公路上用成语挡车

妄想起义。

收割机被农药包装的口号声越来越近

螳螂在路上拼命磨刀

直到薄成沥青的腥味，只是一举

把自己劈成了沥青。收割机的口号

浪一般，淹过整个传说中的梁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