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阳笔下的西岭，诗意充沛，如梦如幻，附着了人间草木的恣肆与张扬，饱满润泽中带着悠然，随着诗人不断行进的脚步流荡在光影里。如果说，二十几年前，黎阳从北国一座小城勇敢地出走，是基于文学认知的先验禀赋，诗和远方在灵魂深处激荡出的回响给予他不凡的勇气与决绝，让他义无反顾地将人生塑造为投向美好未来的梭镖，那么接下来所有的时间和旅程中，他行走的意义、能量和尊严皆执着于此，这是他所有诗歌创作命定的内核。从2017年他完成的诗集《成都语汇——步行者的素写》，到如今的《西岭笔录》，不过7年时间，却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个人意识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弥合方式与状态，将目光从具体而微转向尘世的俯瞰，古今的联纵，天人之辩，以稳健的掘进姿态保持着自己的方向感，明确地在诗歌的情绪空间中羼入更多精神体验，促成了诗歌样貌的变化。

王家新说：“在那一刻，他（诗人）仿佛凭借着不是他自己的而是某种神奇的力量，一跃而进入生命的光辉之中。”当诗人进入一种不同寻常的时刻，创作会达到另一个高度，语言本身也具有了生命意义。优秀的诗歌本就源自天启，无所从来，亦无所去。举首仰望，天地之间浩瀚苍茫，诗歌的巴别塔从来都是孤寂的、个人的，透过这扇神之门，西岭到底让黎阳看到了什么……

《西岭笔录》四辑篇目，“山河录”“草木篇”“时光书”“穿云简”，黎阳多年用脚掌踏察到的巴山蜀水毓秀钟灵的温度，成为不断更迭和疗愈其情感结构最重要的力量和所历所见中自我的“最大值”。如“直到理发馆里的老椅子讲述落英缤纷/直到金口河人，从大瓦山的脊背扶正/把成昆线的隧洞看穿/才让一片月色，落尽短短的分行之中”（《在金口河，观摩三线工作旧址》），老椅子是旧物件，时序荣枯，岁月不居，时代洪流滚滚向前，然而所行之处，目之所及，俗世生活的时间和空间变迁中自己的影子依然在场。其实，在与不在只平心而论，所不同的是，此时西岭光影中黎阳打开的自己，较之以往更加从容与宽和、透辟与坦然。这片山水，给予诗人温润的俗世生活的同时，也将他的眼界与襟怀置之于更高境地。这种势能的存续，使原本平实的山岭、残照、寺院、牧羊人、都市、酒浆、先贤、胜迹等等物化实体，得到内质的扩容，承载起诗人片段式的思想情绪，在人间烟火与生命意识之间往返切换，渐渐集聚成黎阳诗歌现今的调性。

如果说《西岭笔录》诗歌中可以读出隐约的上世纪80年代诗歌特质中记忆与情怀的烙印，同时还附带着诗人的自况、意念投射、情绪扩张、想象建构等等介入式表现，如“我低着头缓缓地走过渡口/这一路，乡关渐行渐远/频频回头，还是看不清风的尽头/看不清风的来路”（《玉关踏清游，一字无题处》），“我命中有水/她无暇观赏水中的月亮/一条大河在我们身边/缓缓流过数年之后/依旧壮阔波澜”（《雨中峨眉》），那么这种纸笺上的流淌，让更多的人沿着他的方向，看到了诗人思想的附着与沉浸，山川风物，笔墨人情，万事万物创造出来的奇妙时刻，都在此处演变成一种思考的线索，枝蔓盘桓，永无止境。这种情形，是诗人单方的吟哦，亦是对话，有回声，也有低沉的告白，甚至可以看作是诗人已经确立的心与诗之间的位面关系，尝试把传统文化或者无限空间的古典诗意赋予一种新品质，成为描摹诗人思想形态的新介质。

西岭自带感性，丰隆立体，没有景深，画面广角，所有影像灿若烟霞。至于它是否真实存在，并不重要，它只是面对诗人黎阳时的一处所在，为所有诗歌的出现，整章立目，它脱胎于人间草木烟火，接续古典文化长河，是诗人内心的独居地或者个人行走的精神视野。如“西出阳关/我却转身东回，一曲故人/还是留在心底的好/等到芦花飘尽，我点燃一束蒲棒/远方的远不过是一点念想”（《人语西风，望尽芦花无雁》），这里面的古典意象，不是回溯阳关三叠的历史修辞，是诗歌的有效穿越，笔法自然而丰盈，代表了黎阳一个时期以来的诗歌方向。或许诗人在西岭的人间位移，并非笔直地捍卫此生的行走，而是反思、感悟和释放，因其无序扰乱了生命原有的平静和行程。不难发现，所有诗行的背面，隐逸着光影里的落寞和细碎的忧伤，烟霞从西岭的侧影里晕染升起，光阴一点一点盗走这个名叫黎阳的中年人的青春、愤懑和揶揄，回馈给他生活的和解、圆融与平静。其实，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想问一个问题，诗人写诗，文字早已在时光里排列成坚硬的行程或路障，硌得脚趾生疼，为什么还要写？为什么还要走？

这个问题追溯下去，易瞥见人生的虚无。是过往，亦是诗人的必需。诗意缥缈于世间，隐匿在万物中，依然能被诗人觉察、追踪、找到。在西岭，黎阳将无限诗意化作人世间唯美又善良的力量，悲悯和救赎，分割忧伤，同时赋予草木山川庞大的愉悦，爱惜，也有质疑。他没有拒绝成长，人生风雨，总有一些苦辣酸甜淋漓而下，好在诗意拱手相赠，极为端庄地擦去伦理和世俗的悖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