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大凉山，一位名为“铁哈”的奴隶决定出逃。从驷匹尕伙到山棱岗，他见证着山地与世界的不断下沉。“守护者”恩札在清醒与浑噩的轮回中逐渐迷失，贪婪的俄切在不断掠夺，“兹莫女儿”被迫带着“希望”走进德布洛莫，想唤起山地的新生……这个以大凉山区传说中的“鬼母”形象为基点的故事来自作家童末的新作《大地中心的人》。近日，童末与评论家刘欣玥做客上海图书馆东馆，与读者们分享了关于这本书背后的故事，以及对于文学想象与现实等问题的思考。

在分享会初始，童末为读者分享了这部小说的创作思路，但她也解释了她所理解的作者与作品的关系：“我觉得作者并不拥有最多的对自己作品的解释权，作品出来之后，作者其实应该是离开它的一个关系，它像一只小船自己要开到陌生的海域中去。作者已经开始动身去做下一个作品了。”2017年初，童末第一次去往大凉山，起初是被彝族传统祭祀经文《指路经》所吸引，特别是被里面传达的生死观打动，这让她意识到所有人类文明共享着对生死的理解，它们既有共同点也有各自的独特性。她说：“去大凉山走了一圈之后，脑子里面很多东西活跃起来，有一些人物开始出现，我觉得好像有了一个可以开始写作的最初动力和构思了。”

刘欣玥介绍说，自己的外祖母是彝族人，但她本人其实对当地的文化属于“一无所知”的状态。在她看来，“真正进入到这个故事之前，首先扑面而来的是一套全新的知识和时空，或者是某种世界的新构架，然后才是用语言讲故事的部分，这构成了一种很奇妙的阅读体验。”她认为童末用了很扎实的人类学的田野观察的眼光，“有扎实的历史根基和史料准备，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离中原或者华夏文化中心较遥远的故事来读，但作者也始终在提醒着：这是一本小说。它提供了不断解密的过程。”

正如童末所说的，“书中的‘凉山’是我的虚构，是人的存在及困境展开其命运的实验地，也是语言展开其命运的所在。我创造出的所有角色都在接近我自身——他们的灵魂与我的并不相异，同样地复杂，犹豫，矛盾重重；和我一样，局限性镌刻在几乎每个人物的身上，其绝望和希望都如此。”小说始于铁哈的出逃，他如何面对乱世中自己的无根状态？人，是否可能在被命运之手抛掷之后，借助关于“希望”的想象，重获生存的意义？她说：“我想把他推到生存的极限，人的命运是我一开始就想要处理的主题。”童末进一步表明，铁哈游走于文化和社会边缘，相当于“寄灵人”的状态，这也是文学中经常会出现的人物，这样的人物会有观察者的视角，而铁哈有几次濒死的经历，透过他，可以看到人的内心的生存状态，可以看到社会和文化中形形色色的人，去看到他们的选择和背后的价值。

小说主角除了铁哈，还有几位女性，而关于女性的书写从小说第二部分逐渐深入。被放逐的女头人孜那，与无名者“兹莫女儿”相遇，联合陷于困境的诸多山地女性，打开唤醒古老神灵的通道，踏上觉醒与铭记之旅。女性的歌唱与吟诵在文本中不断被定格，童末说，她借鉴了彝族神话《孜孜尼乍》与古希腊古本，回溯了她阅读过的女性角色的遭遇及从她们身上感受到的力量，“她们向我打开，我的创作也向她们打开。”对于她而言，她认为自己的书写其实是一种“中性书写”，她表示我们现在的困境与小说中的人物的困境有共同之处，不仅仅属于女性，“我想通过这种逃亡，写文化结构濒临解体的时候，反而给人一个机遇，一个人要重新思考所有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我要怎么活下去，支撑我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刘欣玥也认可这种逃亡带有某种积极性，可以理解为某种寻找。“小说中的逃亡是一种比较主动的、创造性的行为。”她特别提到了《大地中心的人》所附录的地图，可供读者跟随人物流动。她认为，“行走是他们建立和这个大地非常切实的关联，是他们创造出自己的历史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实践。”“当支离破碎的地图靠人的身体，靠世世代代的人，拼凑出一幅完整的路线，形成一个集体经验的时候，我觉得大山里的路被打通了，这些人的故事、人的历史，也都被连结在了一起。”

在小说后记中，童末讲述了作为学人类学出身的作家，她对于边地或少数族群始终保持关注，但她也坦承，“这本书不该被当作一份彝族说明书来读。这部小说呈现的是一次介于现实与虚构之间的想象力工作。”对于文学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她首先认为现实感这个东西本身也是虚构的，每个人的现实感都不一样。“而我们每个人自己创造的现实感，又有一种现实性，确实定义甚至束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想到比它之外的那个东西，本身就是一种想象。”她认为，创作者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表达的冲突，找到什么东西是非写不可的。她表示，虚构类的文学性写作，个人经验与作品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我们需要做的是找出激发创作动力或激情或想象力的那些点，而不是去复述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