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代，中国文学迎来了发展的新阶段，从主题向度到审美形式，从文学生产到传播阅读，文学的“内”与“外”均有许多新的变化，一些新的文学现象在生成，一批优秀的作家作品在涌现。2023年，中国作家协会成立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研究中心，并相继与多地高校合作，邀请全国各地的优秀学者，共同推动关于新时代文学的研究。截至目前，已在江苏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上海大学成立基地，并组织举办了多场新时代文学论坛。2024年4月13日，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研究中心在上海大学基地举办了以“新时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及流变”为主题的新时代文学论坛，共同围绕新时代文学的概念、内涵及特征，中国式现代化与新时代文学，媒介文化生态与新时代文学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新时代文学的导向性与丰富性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白烨认为，新时代文学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素或特征，即人民性、主体性与民族性。这三个要素既跟中国文学的现状有关，也与其历史和未来发展有关。人民性是我们谈论新时代文学时首先要考虑的要素。文艺为人民服务，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起，我们一直在谈。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就“文艺的人民性”从各个角度上进行阐述和强调。“为人民”已经不只是创作导向问题，也是整个文艺工作的轴心。新时代文学要进一步强调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特别讲到文化主体性问题。文化主体性讲的是中华文化的本体立场、本位立场。新时代文学创作要有自己的站位，要有自己的个性。我们从个人到整体，都要有一种文化主体性。新时代文学要有自己鲜明的特点，而且放到世界上看也有辨识度。这就需要突显其民族性，这对新时代文学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方面。

上海大学教授曾军谈道，当代文学中以“新”为命名方式的文学思潮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新时期、新世纪和新时代，另一类是新写实、新都市、新乡土等。新时代文学其实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文学，试图建构一个新的文学格局和文学景观，它的写作动力不在于告别，相反强调了某种接续。新时代文学具有自己的深层动因和文化语境，核心点在于中西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重新理解现代化又成为了核心的问题。现在，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以人工智能、脑科学、基因编辑等为代表的新科学技术，深刻地影响精神世界的创造。基于此，文学的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新时代文学是一个不断发展中的文学，我们每个写作者，无论是作家还是评论家，或是普通读者，其实都是新时代文学的参与者。因此，新时代文学也是参与性的文学。

暨南大学教授蒋述卓表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多个面相。很多作品以人民创造、中国智造为表达内容。这尤其体现在报告文学中，很多重大工程、重要科技突破都被报告文学作家纳入笔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并强调它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些都在新时代文学中得到比较好的呈现。比如，很多的生态文学作品就着重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此外，还有一些作品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总体上看，新时代文学呈现复杂特征与多维度书写，希望作家和评论家共同努力，能够把新时代文学的特征呈现得更清晰。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光东表示，“新时代文学”是一个时间性概念，也是一个导向性概念。从“时间性”维度来看，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中国文学呈现出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今天的新时代文学有主旋律文学，又出现了网络文学以及各种类型的文学，是非常丰富、复杂的景观。从“导向性”维度来看，新时代文学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要深刻反映社会生活实践，要讲好中国故事，彰显鲜明的文化主体性。在这之中，人民性和文化主体性是两个核心的东西。在新时代文学创作中，也出现了一批与这样一种导向性相适应的作品。

上海大学教授张永禄说，新时代文学的概念，最初是相对于新时期文学、新世纪文学来说的，它的提出有一个具体的过程。中国新文学走过了100多年的历程，其使命和建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就是我们要提出新时代文学的缘由，它涉及文明互鉴和文化自信的问题。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今天的文学应该是生产性的文学，它和每个人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此同时，文学应该成为文化时代重要的生产力组成。这里涉及文学的主体性问题。今天的文学不是少数人的文学，而是最大众的文学。从创意写作的角度来说，人人可以是作家，而且这个作家是可以培养的。只有这样，文学才能真正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大先说，新时代文学具有不同层面的内涵。如果对新时代文学作倾向性的理解，那么，它是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相结合的话语建构。这个建构体现在文学创作当中，如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主题写作。这种规划跟文化复兴的想象是联结在一起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对之进行较为宽泛的理解，将新时代文学视为一种对应于新的历史进程的文学。这背后其实是有一个“底层逻辑”的，那就是从晚清以来的进化观念，这种观念又有其对应的时间观、历史观。现在，我们讨论“中国式现代化”，讨论它如何区别于启蒙现代性，这可能需要我们回到一些基础的理论进行梳理。新时代由于海量信息数据库、人工智能、机器算法等新技术的出现，原来那套因果逻辑可能部分失效了，让位于相关性了，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因果律。因此，如果要把新时代文学学理化，我们需要在不同层面对之进行分析和阐释。

北京大学副教授丛治辰说，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所积累的种种成就、挫折、挑战、教训、经验，都交织在今天的时代。这使得新时代文学呈现出复杂、丰富的面貌。这种丰富的面貌体现在，一方面我们不断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另一方面鼓励作家进行多样的文学探索，文学观念与思想文化资源上具有复杂性与杂糅性。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历史永远会以一种交叠、积累的方式呈现出来，新时代文学必须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复杂处境。从古典到现代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观念的根本性转化的过程，这是文学必须去面对的。另外，随着教育的普及化，新时代的读者基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意味着今天的文学不再可能是一个小众的、小圈子的象牙塔里的文学，必然是一个不断敞开的文学。

新时代文学对传统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暨南大学教授贺仲明谈道，一个民族的文学要有它的个性。这种个性更多植根于它的民族文化。我们的文学作品，要想进入世界文学场域，跟其他国家的作家作品进行交流并发生影响，它必须是深刻的。之所以深刻，是因为有哲学作为根底。当前，我们讲中国式现代化，讲民族文化复兴，强调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哲学层面的深入继承和发展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也是从整体上促进新时代文学繁荣发展的重要前提。但是，学习传统文化、传统哲学还需保持一种现代化的视野。古今中外，所有的传统，实际上都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发展变化的。所以，绝对不是说要回到传统去，根是在传统，特别是哲学，但传统永远是在变动的，永远是需要去重新发现、重新建构的。而且，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不是立等可取的，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我们有充分的自觉、充分的努力，才有可能实现。

同济大学教授王鸿生说，20世纪以来，人文领域经历了深刻的研究范式转变，首先是语言学转向，接着是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伦理学转向，最近在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一些青年学者在关注情感转向，这些思考都和伦理问题密切相关。“伦理转向”这个话题特别值得文学界和文艺理论界关注。从学理上来讲，西方在20世纪中后期，包括列维纳斯、德里达、保罗·利科等，都是文论中“伦理转向”很重要的标志性人物。中国文艺理论界对“伦理转向”表现出的敏感和亲和性，是有内在文化缘由的。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中国就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本土伦理思想中，值得发掘的东西很多。比如，中国人很看重伦理中的德性导向，德性伦理为“百姓日用而不知”。这个德性，不能被理解为一个凝固的规范性，它其实是有一定弹性的，始终处在一种具体的、历史的条件和境遇里，处在过去、现在、将来的时间伦理关系的交织之中。此外，“天人之际”“和而不同”“生生之德”等，都极具伦理能量和现实针对性，是需要我们在新时代加以深刻把握的观念。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杨辉说，在新时代，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文学创作和古典传统之间的关联。从五四以来，文化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五四时期的观念的形成，有非常强烈的历史合理性，但是五四那代人所面临的现实语境早就不存在了。现阶段的现实及心理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需要我们以新的态度来对待古典的传统。比如，我们现在往往用“开端、发展、高潮、终结”的进化论思维来结构小说，但在中国传统哲学和小说中却存在一种循环式的思维。近十年来的长篇小说中，就有很多作品用这样的循环式思维来结构小说，如《雪山大地》《草木志》《星空与半棵树》等。我们当下的写作实际上还处于一个尝试性的状态中，都是一个历史的中间物。在此情况下，我们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永远处于一个未竟的创造阶段。

《新华文摘》编审陈汉萍认为，新时代文学是自然而然生成的概念。中国故事之所以顺理成章地从外宣话语变成文学内在的话语，这是作家、理论评论家自己意识的结果。在新时代的文学场域中，地方性叙事再现魅力。上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思潮所寻的“根”是启蒙思潮后抽象的文化之根，现在我们寻找自己个人的、家族的、城市的、生命的文化之根。寻根文学到新时代文学里面真正落地了，我们因此更真切地获得了真正的力量。对语言的再重视，这可能是新时代文学的又一显著特征。很多作家重新思考文白关系，重视口语、方言，旨在重塑现代汉语、民族语言。在叙事策略上，积极借鉴传统资源。比如，用圆形思维代替线性思维，以节气作为文章的结构，借用传统志怪小说的笔法等。但是，当下的文学写作对历史现实缺乏应有的把握能力，存在某种思想性匮乏。当下中国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大作品我们没有看到，或许它还在孕育当中，我们期待这样的作品诞生。

《文学评论》编审刘艳说，新时代文学是能够把握与体现时代精神、反映时代与社会生活的发展的文艺作品。新时代文学创作当然强调现实题材和现实主义，但同时具备多元性、丰富性。我们欣喜地看到，新时代文学能够很好地接续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传统的文学资源。在这过程中，文化的主体性很重要。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形象，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坚定文化自信。

上海大学副教授谢尚发说，新时代文学概念提出的必要性或必然性，蕴含在文学史发展的脉络当中。每个时代的开始或者每一种叙事的开始，实际上背后都有一种学理性的、导向性的东西。这不仅要求我们看到历史发展的表面浪花，还要深究传统当代转化的内在肌理。时间的长和短并不是判断的唯一标准，而是要看这浪花背后是不是存在石头般坚硬的肌理。

新媒介语境与新时代文学的革新

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王一川谈道，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里提出文艺的四要素，即世界、艺术家、作品和观赏者。这个模式很有阐释力，但也有其局限性，比如忽略了“网络”的作用，忽略了文学和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这需要我们对这一学说进行修正，并将之视为观察新时代文学、新时代文艺的新视角。比如，从“作品”要素来看，在新时代，出现了“跨媒杂糅”的现象。不同文艺媒介之间的相互跨越、相互渗透日益频繁和深入，各种文艺思潮之间的相互激荡日趋频繁，导致文艺形式、意义系统的多元拼贴。从“观赏者”要素来看，新时代文艺因“网媒”而“共情”。当代文艺受众生活在互联网媒介情境中，特别是经受新型媒体的轮番轰炸，不得不处于一种共情氛围中。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何言宏表示，新时代文学是我国当代文学内部的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但是，我们思考、谈论新时代文学，不能只看国内的空间，还需要在全世界及全人类的背景当中去理解它。我们所处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新时代”，在时间上刚好遇上了整个世界技术革命的新时刻。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回归文学，不断壮大新时代文学的创作队伍。比如，新时代以来，海外的作家、诗人、作品对中国文学场的回归越来越多。在国内，一些写作者，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逐渐离开了写作现场，但在新时代慢慢回归写作的队伍，“新归来诗人”群体就是其中的鲜明代表。另外，素人写作的涌现也特别值得关注，这体现了民间写作力量的不断壮大。

上海大学教授钱文亮谈道，新时代文学的提出，从国人心态来说，与文化主体意识不知不觉增强有关。在新时代，我们的文学需要反映时代的发展变化。比如，中国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了城市社会。城市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和传统乡村的熟人社会完全不一样，必然会导致人的情感、心态、心智的变化。这一社会结构与社会现实的变化，实际上对文学的影响非常大。与此同时，智能手机、网络等新媒体手段对社会的改造和对文学生态的改造，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庆祥认为，在当代写作中，我们大量的作品生产有时候好像都是很自然的。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好像没有审慎地思考过我为什么要这样写，或者说，为什么写这个主题、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语言和人物写这个主题。这对一个写作者来说特别致命。写作者有时候需要经历那种失语的状态，并在这种状态中开启自己的思考，审慎地对待自己的写作。新时代的作家应该真正思考这个问题，否则我们的写作就跟AI写作无法区别开来。与此同时，当代人的生命意志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可能与我们的生活有密切关联。我们的生命意志变得更加内在、更加弥散。这种变化可能会让我们在各种力量中争夺，新时代文学应该在激烈的争夺中抱有一种文学本应该具有的内在性。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文贵良谈道，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作家+AI”协作生产的“仿文学产品”。这是新时代的新文学类型。对于这类作品的作者，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理解？人在里面承担了什么样的角色？人工智能来了，可能会对我们讨论当下的文学问题带来巨大的挑战。其实我们现在还无法预测，ChatGPT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会对写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刘琼认为，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以及国际的形势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一点是，媒介处于深刻变革中，由这样的背景变化产生的不仅仅有物质性的变化，也有精神性的变化。当代文学创作，从内容到形式也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些变化目前看来既有明显的导向性，也有文化上的自觉。但也应该注意到，变来变去中还有不变的东西在里面。那些稳定的、恒常的东西，是新时代文学创作应该加以把握的。

上海大学讲师汪雨萌认为，网络文学创作是新时代文学场域新质生产力的一个体现。在新媒介时代，很多人已经成为了主动的呈现者和创作者，而没有参与创作的普通人也在网络世界寻找更贴近、更真实，甚至于更平实的表达和代言。网络文学写作极大地扩充了新时代文学在题材、主题、人物、故事上的资源库，而且还构建了一种具有人民主体性的时代书写。这种书写超越了媒介，超越了代际，可以彰显其“新质生产力”属性。

新的现实期待新的文学表达、新的优秀作品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斯炎伟表示，新时代文学一定是对这个时代中国人、中国社会“流动的风景”的本质性记录。这个风景既包括中国社会的城乡结构、基础建设、生活方式、风尚习俗等可视的部分，也包括人的思想、情感、意识、人性、欲望等需要感知的部分。新时代风景的本质，就是这些可视的和可感知的元素综合而来的一种新质。现在，新时代“流动的风景”已经铺漫开来，关键是需要我们发现这种新质并把它经验化。当然，经验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关乎作家深入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体验生活的能力以及将生活文学化的能力，它同时也是一个时间问题。目前，新时代“流动的风景”的经验化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要做到本质化记录，很重要的一点是求“真”。如果一个作家真正立足于时代而创作，从根本上来说，他就要对这个时代的“存在”负责。存在是实在的，憧憬则是我们想要的，很多时候存在和憧憬往往并不统一，这个时候需要我们作家智性地处理这种矛盾。处理这种矛盾的根本原则，是不能扭曲存在，或者美化存在，或者根据憧憬去虚构存在，而是要在尊重这份存在的基础上，展现它与憧憬之间的张力，为新时代存留一份完整的现实画卷。此外，新时代文学创作要防止类型化、同质化的倾向。新时代文学应该是一个包容度很高的、形态多元的概念，不应该把它简单地理解为新时代的主旋律文学。新时代文学的品格应该包括先锋性、探索性、实验性。只要能够抵达新时代本质的真实，作家的手法无论多么个人化，作品的形态无论多么新奇，都是对当下这个时代的一种很好的担当。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秀涛说，“新时代文学”的一大关键词是“新”。这既意味着断裂、进步，同时必然也有所继承。新时代文学是新中国文学发展的新阶段，必然要继承和发扬新中国乃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传统。前段时间中国作协召开了推动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类似主题的会议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召开过很多次。每次会议的召开，对应的是中国农村发生巨变的代表性节点。新时代的乡村写作要继承以往作家的思索。比如，要深刻把握乡土书写和时代的关系。这个问题是具有历史性、时代性的。这也提醒我们，不能对农村、农民做一种本质主义的理解，不能简单从政策、理论出发。在农村题材创作中，作家要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获取丰富的农村体验和经验。光靠生活的泡沫来写作是不行的，要看到水下的激流漩涡。作家要在一种关系中、在变化中具体地认识和把握“三农”问题，和农民建立真正的全面的关联，共享一种情感结构。

《南方文坛》副主编曾攀谈道，关于新乡土叙事、新南方写作等，我们有很多的言说。我们需要在讨论中重新赋予它新的理念、新的理解，然后在不同的艺术门类、不同的艺术表达、不同的人群之间，乃至在它所面对的过去、现在、未来之中，建立流动性的链接或超链接。

上海大学讲师唐小林说，新文学自诞生以来，始终跟时代关联在一起。一直以来，都有作家在思考如何能够抓住时代性的内容。之前，有五四新文学、新中国文学、新时期文学等命名，每个阶段的文学都被冠以“新”，那么，新时代文学的“新”到底新在哪里，这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我们既要挖掘其意识形态属性，更要探究文学内部的发展逻辑，找到新时代文学的准确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