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指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比如“唐之诗，宋之词”。历史上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每个时代的文学观念及作家气质也都呈现出不同风貌。我们通过唐代和宋代文人别集的编纂情况，可以明显看出唐宋两个时代在文学观念及作家主体方面的差异。

求“纯”与尚“博”：唐宋别集编纂的区别

唐人别集一般仅录诗文，其他杂著概不入集，而是分别编纂单行。检《旧唐书·文苑传》《新唐书·文艺传》《唐才子传》，蔡允恭“有集十卷，又撰《后梁春秋》十卷”；郑世翼“文集多遗失，撰《交游传》，颇行于时”；杜易简“撰《御史台杂注》五卷，文集二十卷”；刘允济有文集二十卷，另有《金门待诏集》十卷、《鲁后春秋》二十卷；员半千有文集十卷，另有《明堂新礼》三卷、《临戎孝经》二卷；陆贽除了《翰苑集》，另著医书《陆氏集验方》五十卷；狄仁杰有文集十卷，另有《家范》一卷；温彦博有文集二十卷，另有《古今诏集》三十卷；武儒衡有文集二十五卷，制集二十卷；权德舆有文集五十卷，另有《童蒙集》十卷、《制集》五十卷、《元和格敕》三十卷……

初唐王绩和中唐韩愈的别集编纂，更能详细说明唐代别集特点。王绩别集，由好友吕才编纂。吕才所撰《王无功文集序》说：“君所著诗赋杂文二十余卷，多并散佚。鸠访未毕，且编成五卷。君又著《隋书》五十卷未就，君第四兄太原县令凝续成之。君又著《会心高士传》五卷，并《酒经》、《酒谱》二卷及《注老子》，并别成一家，不列于集云。”韩愈别集，由门生李汉编纂。李汉在《唐吏部侍郎昌黎韩愈文集序》中交代了韩愈别集的内容，“赋四，古诗二百五，联句十一，律诗一百七十三，杂著六十四，书启序八十六，哀辞祭文三十八，碑志七十六，笔砚鳄鱼文三，表状四十七，总七百，并目录合为四十一卷，目为《昌黎先生集》，传于代。又有《注论语》十卷，传学者；《顺宗实录》五卷，列于史书，不在卷中。”王绩和韩愈的别集编纂，代表了唐代别集收录作品的一般原则：只收录诗、赋、文，而其他杂著都是在别集之外单行。

与唐代别集不同，宋人别集则以博、全为尚，除了收录诗文之外，还往往将所有杂著都纂入别集，从而形成宋人别集卷帙繁多、内容全面、文体驳杂等特点。如南宋周必大等人编纂并刊刻的《欧阳文忠公集》有一百五十三卷之多，包括“《居士集》五十卷、《外集》二十五卷、《易童子问》三卷、《外制集》三卷、《内制集》八卷、《表奏书启四六集》七卷、《奏议》十八卷、《河东奉使奏草》二卷、《奉事录》一卷、《濮议》四卷、《崇文总目序释》一卷、《于役志》一卷、《归田录》二卷、《诗话》一卷、《笔说》一卷、《试笔》一卷、《近体乐府》三卷、《集古录》十卷、《书简》十卷、附录（载祭文、行状、谥诰、墓志、碑铭、传、事迹、神清洞记诸篇）五卷”。南宋刊刻的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总计八十卷，有“赋一卷，诗十四卷，章奏、谥议四十卷，制诏一卷，表一卷，序二卷，记、传二卷，铭、箴、颂、原、说、述一卷，赠、谕、训、乐词一卷，论二卷，议、辨、策问一卷，史赞、评议、《疑孟》一卷，《史郯》《迂书》一卷，碑志五卷，祭文一卷”。其后的《增广司马温公全集》，又收入司马光的《手录》《日录》《稽古录》等内容，卷帙扩大到一百一十六卷。

具体与泛化：唐宋文学观念之差异

中国文化自古就形成了文、史、哲不分的传统，如《左传》是历史著作，《论语》《孟子》《庄子》属哲学著作，却都被写进文学史里。但从魏晋六朝开始直到唐代中期的“文学自觉”，开始把重情感重辞采华美当作文学的特质，其标志是：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如南朝宋文帝立四学，将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又有文笔之辨，“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总术》）。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如陆机的《文赋》将文体分类论述；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论及十二种文体的起源和演变；刘勰的《文心雕龙》对文体的区分既系统，对文体的讨论也更加深入。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比如诗歌创作中的“四声八病”，以及讲究用事、对偶等等，促成了以唐诗为代表的格律诗的出现，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座历史丰碑。

自中唐以后，随着韩、柳古文运动的兴起，许多本来不属于文学的内容被包容在“文”的概念里。北宋中叶，古文运动再次兴起，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愈加模糊不清。北宋中叶的石介认为：“两仪，文之体也；三纲，文之象也；五常，文之质也；九畴，文之数也；道德，文之本也；礼乐，文之饰也；孝悌，文之美也；功业，文之容也；教化，文之明也；刑政，文之纲也；号令，文之声也”（《上蔡副枢书》）。举凡封建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中的一切内容都可以包容在“文”之中，这样无形中取消了文学与经学、哲学、史学之间的界限。

文学观念的泛化，亦在宋人的诗歌创作和诗论著作中反映出来。就诗歌创作而言，它表现为将一些非诗的东西写进诗歌中，如“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就诗论著作而言，唐代的论诗著作，无论是署名王昌龄的《诗格》，皎然的《诗式》，还是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大都就诗论诗，着重探讨诗歌自身的体制、格式或意境风格。而大部分的宋诗话，包容进大量与诗歌艺术理论关系不大、自由发挥“以资闲谈”的内容，大多记录一些诗人的逸闻趣事，侧重于背景材料的介绍和诗文质疑考辨，虽名曰“诗话”，而实则非纯粹论诗之作。

诗人与学者：唐宋作家气质的不同

与唐代作家明显不同，宋代作家在才学方面普遍崇尚博学。假如我们把唐代作家概括为多具诗人气质的话，那么宋代作家则普遍具有文人学者风度。唐代作家以诗歌创作为主要内容，多数作家都是仅凭诗歌成就而流芳后世，如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王昌龄、刘长卿等等。而宋代作家则表现为各种不同艺术门类和文化意识的相互渗透融合，除了传统的诗文创作外，还包括新兴的词曲和话本小说以及书法、绘画、音乐、佛经、道书、方技、考据等。

宋代作家与唐代作家还有一个不同的显著特点，即大都是集官僚、文人、学者三位于一身，兼有政治家、思想家、诗人的多重身份，其知识结构一般远比唐人广博贯通，格局宏大。也因此，宋人在人文生活和文化修养方面远胜于唐人，具有宏通广博的知识和文化上集大成的自觉意识，表现为儒、释、道乃至百家杂说的各种思想和知识的融会贯通。苏轼向王安石推荐秦观，说秦观除了诗文“词格高下，固无以逃于左右”外，又“博综史传，通晓佛书，讲习医药，明练法律”。因为博学，宋代作家大多擅长多种文体，如诗、词、谱牒、语录、解经、四六文、尺牍、奏议、制诰等，时人在编纂他们的别集时，往往将这些不同的文体全部收录。如南宋刊刻的魏了翁别集《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共一百一十卷，除《鹤山集》之外，还有《九经要义》《经史杂钞》《周易集义》等内容。陆游的别集除了收录《渭南文集》《剑南诗稿》《放翁遗稿》之外，还收录了《南唐书》《家世旧闻》《斋居纪事》等。有的宋人别集内容由于过于庞杂，因而具有了丛书的性质。《中国丛书综录》就收录了《欧阳文忠公全集》《王安石全集》《陆放翁全集》《真西山全集》等。

《光明日报》（2024年06月17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