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7年，“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一词最早由美国学者爱默生提出，并迅速流行于全球。如今，创意写作在西方已纳入人文学科，创意写作课程也成为最具广泛性的大学通识课程之一。在中国，文学教育伴随着新文学的创制形成放眼整个现代史都令人瞩目的光彩，从“再造文明”的启蒙任务到“创意写作”的时代讨论，百年来文学教育不断自我更新与解放，为文化的生产、传播、批评与研究提供着长久可持续的贡献。

新时期以来，有诸多高校为文学创作人才的培养作出探索。早在上世纪80年代，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就曾联合举办过数届“文艺学·文学创作”研究生班，是谓这一领域的拓荒性实践。莫言、余华、刘震云等人从“两院”走出，他们在读期间接受了一系列科学性与艺术性兼顾的课程，创作出《透明的红萝卜》《在细雨中呼喊》《一地鸡毛》等留存文学史的名篇佳作。1994年，王安忆在复旦大学开设广受好评的“小说创作研究”课程，复旦也于2009年获得教育部正式批准，建立起全国首个MFA创意写作硕士班。此后，全国多所院校根据自身情况陆续开展相关学科建设，创意写作学的热度不断攀升。2013年，由莫言领衔、张清华任执行主任的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宣告成立，十余年间，中心在服务国家文化战略和促进文学事业发展、作家交流、学术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21年，北京大学成立“文学讲习所”，亦致力于文学创作和语文教育两个方向的人才培养。去年春天，北大、北师大、复旦、华东师大、南大、清华、上海交大、同济、人大9所高校联合成立“中国大学创意写作联盟”，为写作人才的培养模式和创意写作发展寻找新方向。

2024年初，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网站发布了最新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新增了“中文创意写作”二级学科。这不仅标志着“创意写作”这个舶来的概念摆脱了长久以来的依附性获得独立，正式在“中文系”落地生根，也为新生态下的当代文学创作与文学教育打开了可供讨论与思考的空间。日前，“文学教育与中文创意写作学术建设高端论坛”在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位从业者共话中文创意写作的学科远景与文学教育的内在肌理。

6月22日，由北师大文学院、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主办，北师大文学院中文创意写作研究所承办的“文学教育与中文创意写作学科建设高端论坛”在京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数十人参与此次论坛。前排右起：王立军、苏童、孙郁、贺绍俊、白烨、丁帆、曹文轩、施战军、莫言、徐可、张福贵、孟繁华、刘勇、陈剑澜、谭桂林；后排右起：姜肖、张莉、周云磊、熊修雨、姜飞、黄平、杨庆祥、谢有顺、张清华、西川、高玉、王本朝、陈福民、方长安、黄发有、李怡、张柠、张晓琴、翟文铖

文学教育：“无邪之史诗、现代之文明”

回顾十余年前北师大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下设立“文学创作”方向，施战军（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认为，“这很有眼光”。在他看来，北师大的文学教育从师资到生源具备“三个独有”：首先是参与活的创作场域的文学教育，其着手之早、起点之高、成就之大、经验之富，已成确凿事实；其次是童庆炳先生与莫言早年的师生样范，成为有别于其他高校的“奇妙薪传”；第三是知名作家群与研究方向齐全的知名学者群组成的完整的教学队伍，涵养出杰出的青年作家群和百花齐放的写作气场——“十余年间，北师大师生全面、深刻而且活跃、有效地作用于文学创作与评价的关节与细节之中。”施战军说，中国作协的中心工作和高校的文学教育在本质和目标上是一致的，文学教育是复杂艰辛的具体事务，但更是立德树人的高尚劳动，从多年前到近年来，文学教育让文脉绵绵不绝，人才源源不断，可谓是构成了“无邪之史诗、现代之文明”。

在施战军所言的“眼光独具”的历史之前，把文学教育的发展脉络再溯源梳理，大学是否应该培养作家的讨论犹在耳畔。关于大学与创作的关系，文学写作的目的与途径，若干年前曾有过反复、持久的争辩。不过，在曹文轩（作家、北京大学教授）眼中，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应放置到更广阔的文学史尺度中考量。“我们对历史的遗忘，其速度之快令人吃惊，仅仅过去几十年，我们就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在那些占有一席位置的作家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当年都在大学任教，或经常到大学任教，鲁迅、沈从文、徐志摩、闻一多、朱自清、废名、吴组缃、林庚等等……”曹文轩对有教职身份的作家如数家珍，并以鲁迅先生为例：鲁迅在某些时刻确实困惑于学术与创作的双重工作，然而其本人恰是将两者结合的绝佳典范，《中国小说史略》至今仍是经典的学术文本，“而他当年到北大任教，并不是捧着《中国小说史略》来的。”曹文轩认为，无论是鲁迅、沈从文，还是纳博科夫、索尔贝娄，大学与作家之间都存在着微妙的平衡关系。大学让理性之光照亮自身的生活矿藏，启发出必要的艺术感觉之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价值，是它酿造了一个作家在从事创作时所必要的冷静的氛围，这种氛围可以让作家更有效地认识自身的经验，并权衡经验与知识的关系。

与此相应的，是如何认识知识在人文学中的限度，尤其是在当下的学院化学术生产之中。大学中的文学研究日益将文学科学化、知识化和体系化，文学的理性认识上升的同时减损了文学必不可少的感受能力。谢有顺（中山大学教授）认为，在当下要“重建细节感悟为基础的文学教育方式”，“我们研究的基础，是那个叫文学，叫作家的，活的灵魂。”对细部文学判断的能力正在一些文学教授身上丧失，谢有顺对此感到担忧。如果不对学科快速知识化的现状加以克服，并培养学生欣赏文学的能力，那么文学教育很可能会被掏空，变成纯粹的概念的谱系。谢有顺强调文学教育要训练学生的文学记忆，扩大“感觉的容量”。“我现在和学生接触，大量的印象是他们文学记忆太贫乏了，感觉太单一了”，这种“单一”不仅体现在文学理解，也体现在科研的能力。“其实感觉的容量就是一个人内心的容量、精神的容量。一个感觉不丰富的人做文学是错误的，是误入歧途的。”文学最有价值之处就在于文学“广大”人、“撑开”人，并在“心灵的考据”中抵达文学的深度。他举例苏东坡的《赤壁赋》：“‘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这种东西有什么理论？又有什么逻辑？但是我一下子就感到视通万里，能够知此人心，万物皆备于我。”谢有顺说，文学教育要珍视和人、和自己的生命有关的活生生的东西。

在文学教育“气势如虹”的情况下，“我们也应该居安思危。”1992年，年轻的孟繁华还在北大随谢冕先生读书，彼时谢冕先生倡导“学院化批评”，旨在避免庸俗社会学对文学批评的强势侵入，以知识和学术的方式从事批评，让庸俗社会学无从圈地。“但是学院批评或者学院化研究逐渐成为制度的时候，就发生了变化”，关于最初的诉求在当下的变形，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说，“我不说大家也都清楚。”学院化和制度化内部的规训性，在一定程度上让学科变得失活，而创意写作学科的设立是否会让文学教育变得远离“野性”和“野生”，恐怕的确也是个问题。孟繁华观察到，现行文学教育体系下培养出来的作家已经开始透露着所谓的学院气质，有了一些“学院风”——“这是很可怕的事，如果这种风气之下没有一种危机感的话。”毕竟，创意写作和创意产业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后者可以复制，但写作的创意无法复制。孟繁华举例，“超女”“超男”“好声音”等是从国外借鉴而来的创意产业，创意产业可以有亚军、有季军，有从第三名到第八名的排序，但“文学创作第二就什么都不是”，文学教育下的创意写作应该是拒绝雷同的，也是无从拷贝的。

那么，文学教育能为学生提供什么呢？陈剑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认为，其中的关键词是综合素养、判断力与同行切磋。文学教育首先应该系统地培育年轻写作者的综合素养，在综合素养里涵养学生的判断力。“纸上谈兵的人，到实际战场却打不了仗，这就是缺乏判断力。在作家这一行上，如果判断力缺乏，光会掉书袋，不能分析和处理具体问题，肯定是不行的。”判断力的培养有赖于一流的阅读，而这恰恰是一流大学最应该发挥的优长之处。在陈剑澜看来，师徒传授和同学交流特别关键，无论是作家导师还是同学都属于写作的同行，写作者拥有与批评家完全不同的话语，这种类似于手艺人之间才能奏效的“会心之言”，在文学教育中往往有点拨之功：真正的技艺需要互相体认。

创意写作：写作容易，创意难？

从文学教育到创意写作，其中有相同，也有不同。2014年，北师大设立文学创作方向时避开了“创意写作”的命名，首任文学创作研究所所长张柠认为，北师大的文学教育应瞄准对“母语教育的高阶训练”，关于母语的教育有一般训练、合格训练，但其中最高阶的就是文学创作。现任中文创意写作研究所主任张清华也认为，过去十年的培养主要是以人文主义传统和纯文学理想指导学生，同时也乐见类型文学的高手从学院走出，但在未来从培养目标上可能就会更加多元，提供更多的面向。

论坛现场，大家对“写作”的理解基本一致，问题的关键在于何为“创意”。几十年前，白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读书时曾听过著名作家陈忠实的“写作课”，当时学校的写作课请陈忠实给同学们做了一次讲座，“他风尘仆仆从他下乡的地方来到学校……”白烨回忆道，陈忠实没有讲稿但讲得很生动，他完全讲自己对生活的体会，不断举例说明怎样把生活中的感受变成小说里的细节。“我听得很入迷，那时候我主要对诗歌感兴趣，是听了陈忠实这堂课后开始关注小说。”白烨认为写作课对他的成长意义很大，写作课让他真正弄懂了各种文体的特点与区别，而今的“创意写作”课应该是写作课的新变。不过，白烨并不完全将“创意”理解为写作的技术问题。他在发言中引述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是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集成，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白烨认为“创意”不止于形式的技巧，“创意”绝非停留在技术层面处理问题，而是与写作主体情感、修养、胸怀、胸襟关系甚大的概念。“所以创作主体自身的修炼、修养应该是创意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同理，一个作品需要作者自身的德艺双馨。”

与白烨相同，沈庆利（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熊修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等人在发言中也认为“创意写作”应是对传统型写作发展后得到的概念。也有与会者认为，这种“创意”与“传统”的区别不仅在概念的内部，也在于培养的目标不同。陈福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表示，创意写作不呼唤精英式的教育，“举全国之力培养出来几个精英作家，我不认为这是创意写作的初衷。”创意写作一方面包含着去捕捉和打捞天才型学生的功能，但发现和培养出了不起的作家只是教育的幸运与偶然，文学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针对现代社会越来越繁复的社会分工，通过创意写作培养社会有用之才。陈福民说，如果以“原料加工厂”对大学进行比喻，那教育就是通过这个加工厂把“毛坯学生”加工为社会所需的产品。可事实是，现在有许多小说、散文、诗歌都能写得“创里创气”的学生，反而连最简单的请假条都不会写。如何培养学生在现代社会的应用文中寻获清晰的人文表述，让“创意”发挥或者重建最广大的价值，是陈福民关心的核心问题：“重塑一个学生，让一个即将进入现代社会的现代人文从字顺、逻辑清晰，把这个叫‘创意’也没什么不可。”

阅读大量文献后，西川（诗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得出结论，光看一个时代的文学天才，实际上解决不了任何文学之外的问题，分析问题只能就一个时代的中等水平进行，“平庸的写作带来的不是文学上的启发，而是对于很多历史、文化问题的启发。中文写作跟才华没有那么多的关系，但是它跟生活方式有关系，实际上一个民族或者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跟整个文化都有内在联系。”作为具有国际视野的知识人，西川对创意写作的世界性与地域性有着敏锐的辨疑。他发现，“创意写作”的学科化更大程度上源自北美的知识制度，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地有更多的作家知识分子进入到大学系统，创意写作在高校中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欧洲的情况则相反。法国、意大利等地的作家知识分子展现自我之处是报纸专栏，从公共领域去影响大众。北美的创意写作与“闲暇”相关，西川列举普林斯顿大学和爱荷华大学的案例，创意写作课程里权重最大的部分是讨论课，这种讨论不一定关于具体的文本，可能更关联问题。“就是闲谈，很多科学发现都是在闲谈当中诞生的，忽然有了灵感，这些灵感好像是漫无目的生活当中产生的。” 闲暇能为“创意”带来无心插柳的效果。姜飞（四川大学教授）与大家分享了他生活中的经验，以往习字时他伏案谨书，最近颈椎不适无法低头，于是练书法只能“望天书”。“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我根本不低头的时写出来的字，有可能真的写成一团，但也可能写出特殊的韵致，是我对着纸来写的时候永远写不出来的偶然天成。看来很多东西是无法刻意追求实现的，由此我想，也许创意写作和创意写作教育也如此。”刘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同样不主张把“创意”两个字拎出来强调到太高的地步，抱着“创意”进行写作是不现实的：“哪种写作没有创意？成功的写作都是有创意的，不成功的写作就是没有创意的，历来如此，将来还会如此。”他说，“创意”应该蕴含或渗透在写作中，无法刻意求功。“创意”需要激活人的思维，但实现创意需要平和的心态，甚至是慵懒的心态，“你创作一个北方的吹，我就创作雪花的飘，他又赶快创作雪花飘飘，这不是创意，这是对创意的误解。”

的确，当我们使用“创意”这个词的时候，容易忽略“非创意”与“创意”的竞争关系。事实上，“非创意”话语对“创意”的围剿，值得每一位“创意写作”的从业者警惕。李怡（四川大学教授）提到，各种体制性的话语与科技对人类的模拟正在一同替代、覆盖“创意”。习焉不察的语言模式和表述方式从全社会范围内取消着“创意”的表达，“我们一边呼唤创意，可每天说的都是毫无创意的话。我们不得不正视这个现实。”由此引申，李怡认为我们活在创意被严重侵蚀的时代：改革开放至今的中国发展势头良好，正是因为中国人的创造性精神被激发，而现在“如果这种精神正在丧失，正在被别的东西侵蚀，那么虽然我们进入到创意写作已经学科化的阶段，却可能面临真正的创造性的消失。”显然，对“创意”的思考，具有超越“创意写作”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李怡的观点发人深省，“我们同时还要以更大的力量呼唤‘创意’，我们更需要全社会重新呼唤创造精神。”

学科未来：让所有的期待与挑战都来吧

作为此次论坛的核心议题，中文创意写作学科的未来发展也广受关注。康震（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认为，中文创意写作学科正式获批二级学科是国家在教育领域开拓创新的重要举措。北师大中文学科开展中文创意写作培养，是立足服务新时代国家教育战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使命要求和体现。王立军（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也表示，北师大计划新增中文创意写作专业硕士学位，文学创作人才的培养渠道和培养层次将更加多元化和立体化。

“学科目录的进入，对于加强学科的规范化、体制化和普遍化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张福贵（吉林大学资深教授）、徐可（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王本朝（西南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谭桂林（湖南大学教授）、李继凯（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方长安（武汉大学教授）、高玉（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翟文铖（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晓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等从各自的角度出发，介绍了不同高校或文学机构的人才培养计划及教学经验。“创意写作”的学科属性逐渐从非中文学科走向中文学科自身，获得了具有“合法性”的身份，这种身份的转变背后是教育评价体制的支持。高校中公共写作最广大的基础或将从大学语文的课堂转到创意写作的课堂，大家用“认祖归宗”来描绘这一轮学科性的加强，普遍对中文创意写作的学科前景充满期待。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持乐观态度。走向了学科化的理论道路后，创意写作的教学实际势必会产生调整，作为以实践为中心的创意写作之后是否会陷入“文胜质则史”的境地，是一个客观的现实问题。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谈到，写作在实质上关乎形象、联想、通感等思维方式，可是一旦将其学科化，或者说现行的教育体制在学科建设上是无法围绕写作的思维方式展开的，“这不能有助于对文学天赋的开发。”我们如果以今人视角审视北京大学杨晦先生的名言“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或许会认为这是片面之谈，但杨晦先生恰恰提出了致命的问题，即中文系的教育体制不是为培养作家而设置。贺绍俊深晓年轻一代写作者普遍都具有了更好的教育经历，“但我也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出了名的有文学才华的作家，多半是在不怎么样的大学，甚至只是大专毕业的，这说明他们虽然很聪明，但是他们的思维并不适应‘考试’的规则。”反之，许多善于通过考试进入名校相关学科的年轻人，写作中表现出的同质化特别严重。“这说明创意写作只是大的教育体制下的分科，大的教育体制不仅不能培养学生的异样思维，还会扼杀天赋中藏着的文学基因。”贺绍俊说自己的观点在当下是不合时宜的，但他坚持认为，如果中文创意写作学科是为了培养出杰出的作家，那么这个学科就必须跟现有教育体制脱钩，另起炉灶。

更为棘手的问题是，现行的体制下，无论是高校创意写作教师还是学生都对科研/创作的平衡无所适从。黄平（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举例道，“比如我们今天招一个青年教师进来，如果是青年作家，一方面可能是进不了高校来，哪怕能够引进，在预聘制下也无法保证青年老师顺利通过。”从评聘体制来看，既能发《文学评论》又能发《收获》的“复合型”人才，才满足高校的人才需求。在此基础上，大多数院校创意写作教师的准入也有着与纯学术“青椒”一样的普遍性要求，比如年龄硬线，比如本硕博都得出身名校。“大学的人事政策几乎没有通融的余地，当然完全符合要求的人也不能说没有，但是凤毛麟角。”类似的困境也出现在学生身上，如何要求创作起步阶段的学生在短短几年内既能写好学位论文，又能写好文学作品？“这非常难吧”，黄平感慨。

归纳中国现代以来的“创意写作”教育，孙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提出了三种体系：第一种以北大、西南联大为范例，教师普遍具有作家身份或深负写作经验，能为有志于创作的学生提供足够的熏陶；第二种是延安鲁艺的模式，推崇创作论并去知识化，周立波等作家任教期间选取西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讲授，并与学生在介入现实的过程中一同创作，贺敬之等作家的青年时代均受惠于此；第三种则是北师大模式。孙郁表示，当下学科最严峻的挑战还是教师的知识结构能否与学科匹配，如何调适经验性教学与学理性教学的关系。张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表示，可能中文创意写作学科的设立是一次“点燃”，把埋藏在每个人心中的火种点燃，“我们所做的就是点燃他们创作的热情。”丁帆（南京大学资深教授）也认为新的二级学科设立可视为过去“写作教研室”的迭代，他希望中文创意写作学科能真正对文学具有热情，取消掉一直以来关于写作的陈词滥调，真正以人性教育为旨归——尽管这也已近乎是陈词滥调。不同的语境下会熏陶出不同风格的写作者，语境也受制于课程体系建设的影响，丁帆认为在经验性与学理性平衡的基础上，中文创意写作还是宜倡导中外经典名著的导读，并由能够授课的作家自主编写教材。“我认为所有的学科都是为创意写作这个学科提供准备，创意写作学科任务很重，超越了各种各样的文学学科，确实也对我们的教授创意写作的老师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李洱（作家、北京大学教授）如是说。

时至今日，莫言依然对自己早年接受过军艺、鲁院、北师大的各类作家班培养深感必要，他说，“毫无疑问，一个作家不进这样的创意写作班、不受这样的教育依然可以成为作家，但是受这样一种教育，跟不受这种教育还是不一样。”十年来，莫言有相当大的精力投身北师大的文学教育，谈及经验，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不把所有学生教育成同一个样子。“我们千方百计地保留、鼓励学生发展自己的个性。我们不希望所有的作家写的都一样，我们特别希望每个作家通过这样的教育，使自己作品的个性更加鲜明，这才是真正成功的创意写作。”苏童（作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也说，他特别期望的就是能不断看到“奇形怪状”的写作和写作者。教学相长，此言不虚。莫言笑谈，当了老师之后觉得更要开阔自己的眼界，扩展自己的审美趣味，不能以个人爱好指导学生，“我们这些教育别人的人，首先要先教育自己。”

文学创作方向的学生武茳虹今年毕业，她在北师大的六年间师从张清华、苏童、余华完成了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学习。武茳虹将第一篇小说《萨耶沙漠》发给苏童时，意外地得到了老师的表扬，小说发表的那一天是她人生中最高兴的一天，“那个时候我忽然意识到，也许我是可以写小说的。”她说，人们坚信一个热爱写作的人会自动走上写作的道路，而忽略了现实的重重阻力，也就是说写作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仅仅依靠热爱，也需要鼓励、刺激和引导。作为学生代表的发言里，武茳虹讲述的一段经历令人难忘。她说，高中时候自己的课桌有一个不大不小的缝隙，班主任曾几次提起要给她换一张桌子，但都被武茳虹拒绝，因为那个缝隙刚好让她可以上课偷看小说。有一天，她从课桌的缝隙里读到苏童的《一朵云》，那篇小说第一次让她感受到了隐秘的刺激，意识到了什么是文学。“借着那个缝隙我读完了许多小说，但它最终还是被老师发现了，于是我得到了一张崭新的书桌，上课摸鱼看书又变成了一件困难重重的事。”直到来北师大很长时间后，武茳虹依然不敢相信有一个专业竟然可以光明正大地写小说。或许，中文创意写作学科在当下，就像那一年武茳虹书桌上的缝隙，它向无数的青年人敞开，里面有千变万化的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