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五年来，中国文坛崛起了一批新的女作家，尤其是90后写作者，她们之中有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得主、“《钟山》之星”文学奖年度青年佳作奖得主，也有入选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的写作者，还有几位女作家的作品在包括《收获》年度排行榜在内的诸多排行榜上受到关注。这批新锐青年女作家深受文坛瞩目，代表了中国文坛的新生力量。2023年10月，针对2018年以来成长起来的90后青年女作家，我们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与她们进行了一场有关生活、阅读、创作的同题对话。通过这一对话，我们对于这二十一张文坛新鲜面孔有了总体认识，也得以了解这些青年女作家的阅读与创作兴趣。我提出的问题是：
1.在这五年的时间里，请问您的阅读和创作生活发生改变了吗？
2.社会文化语境对女性问题越来越关注，这对您的创作是否有过触动？在阅读及写作过程中，哪件与女性问题有关的事情是您印象最深刻的？您会特别注意女性形象的塑造吗？
这二十一位90后女作家分别是丁颜、三三、王苏辛、王侃瑜、叶昕昀、杜梨、李嘉茵、杨知寒、阿依努尔·吐马尔别克、陈各、武茳虹、庞羽、胡诗杨、修新羽、栗鹿、顾拜妮、曹译、渡澜、焦典、程舒颖、蒋在。（按照姓氏笔画排列）
当然，我也要特别提及，作为问卷调查的第一个读者，在展读诸位青年女作家的回答时，我非常感慨，尤其是看到她们对于近年来对女性问题的理解和认识时，我在内心常常与她们对话——这些回答直接、坦率，有着新一代青年写作者的朝气与态度，是属于女性文学的“春之光”。
——张莉
1.在这五年的时间里，请问您的阅读和创作生活发生改变了吗？
丁颜
有，成长就是一个不断发生改变的过程。阅读习惯一直没怎么变，但人是容易被新的东西吸引的，阅读的选择早发生了改变。以前闲时阅读随心所欲，到学校时阅读的重点只能放在与专业课有关的书上面，没有太多时间做太多选择。近几年创作小说，在杂志或别处了解到之前几乎一无所知的作家或者写作方式，会搜索回来阅读，一直阅读一直受影响，并不仅仅是对于写的影响，还有从不同维度看世界的方式、思考的方式，甚至生活的方式。
三三
阅读发生了一部分变化，主要集中于两个层面。
一是出版时间层面，过去，我的阅读没有时间观念。兴之所至，翻开任何一本想读的书。而那些作品，往往都是经典，在很早以前就已被出版。近年，我会浏览各种榜单、推荐，关注最新出版的书籍，从中选取感兴趣的来阅读。在我豆瓣最近读过的十本书里，有六本是一年内出版的。
二是就性别观念而言，我在阅读时有了“女性写作”的观念。我并不会把所阅读的文学作品分为“男性写作”与“女性写作”，这个虚设的分类是全然不正确的。但是，我会察觉到某一本作品似乎具有女性写作的特征——补充一句，并不是说女性作者写的作品，就一定会具有女性写作特征。
综合上述两个层面，我在豆瓣最近读过的十本书里，既有一年内的新书，又有关于女性主义的作品，如德博拉·利维三部曲（自传体小说，我把它们算作一本，分别是《我不想知道的事：论女性写作》《生活的代价：论女性与家庭生活》 《自己的房子：论女性与私人财产》），孔慧怡《五四婚姻》，上野千鹤子《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
在性别观念上，相比阅读，我自己创作的变化反而比较小。至少，我并没有因为观念的清晰化，而在写作题材上刻意倾向于去书写女性。多年前，我曾说对“被时代进步所抛弃的人”感兴趣，如今，依然不拘泥于性别。但有意思的是，我发现，自己更擅长书写的还是女性。我想，我还需要一些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
王苏辛
阅读上有所转变，从不太关注新书到渐渐关注新书。尤其是比较有开放性思维的新书，从中学习目前讨论度比较高的议题。生活上没有发生非常明显的改变。
王侃瑜
这五年来，我的阅读和创作生活发生了很大改变。五年前的阅读可能更多关注同代人的写作，无论是纯文学作品还是科幻作品，会想看看其他人在写什么，想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那时候刚模糊找到了一个方向，从比较青涩的阶段走出来，摸索到科幻与纯文学之间大概要怎么平衡，作品主角也开始从少女转向比较成熟的女性。五年来，无论是大环境还是我的个人生活都经历了很多变化，如今的阅读主要集中在中国女性科幻作家和性别、生态议题相关的作品上，因为我的博士研究关注中国科幻中的性别与环境，想要重点研究女性创作者。创作方面，现在写作的视野会更宽广，除了之前就比较关注的科技在近年来对于人类生活和情感的影响以外，还会有一个序列着重关注女性处境，另外有一个序列采用非人类中心视角，关注生态议题和多物种共存。
叶昕昀
发生了蛮大的改变。我刚好是从2018年开始进行小说写作的，当时是为了考北师大的文学创作专业，在复试的前两个月赶了七八万字的东西。五年时间，我的创作渐渐成形，可以被真正地称为小说。但直到今年，我才觉得创作可以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这是一个走向自觉的过程。小说创作是一件偶然进入我生命中的事情，在这之前，我很少阅读，从未想过写作。进入北师大创作专业，最初只是为了逃离不喜欢的工作而寻找的一个缓冲带，但这段平静的逃离时光真正让我从前偶发而散漫的阅读变得自觉，在我渐渐成形的阅读谱系里，我知道了好的小说是什么样的，知道了小说发展到如今形成了怎样的面目，也知道了自己所期待的小说应该具备怎样的品格。就好像在前几年，我还很喜欢麦克尤恩的小说，但现在已经完全不喜欢了，不断阅读使我看到了麦克尤恩走入狭窄的写作，而与此同时，我清楚地看到了那些我钟爱的作家如何将小说变得无限而宽阔。在这些阅读中我明白，小说和生命一样，都要在有限的篇幅内走向宽阔，而非陷入狭窄。这个小小的例子可以总结这五年的时间里我的阅读所发生的改变。也正是这些阅读的积累，让我对自己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思考，从前那种偶发的灵感捕捉式的写作已经不再使我感到满足。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认为一个好看的故事就足够了，但后来我意识到，小说不仅仅只是故事而已。在故事延伸开的方向，应当意识到米兰·昆德拉指出的“那后面的某地方”：“如果诗人不是去寻找隐藏在‘那后面的某地方’的‘诗’，而是事先运用某个众所皆知的真理，如此，诗人就是放弃了诗自身的使命。”当我真正意识到这些的时候，我才认为我的创作走向了自觉，也正是这个时候，我才觉得写作开始成为我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部分。
杜梨
阅读的拓宽面涉及文学理论、文学史、重量级非虚构作品、鸟类学、动物观察、鸟的感官和行为研究、中外古今的动物图鉴、古建的历史和志书等。涉及作家的阅读，喜欢收藏中意作家的全集，然后再整体读一遍，看看对方最想表达的是什么，对她或他有整体的把握。
创作生活从小说转向写非虚构和散文多一些，因工作非常忙碌，写小说几乎没有，还是要好好想如何写好小说。
李嘉茵
2018年，我刚读硕士。五年以来，有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书籍和女性文学作品被译介、传播和讨论。上野千鹤子、“那不勒斯四部曲”、“#Metoo”运动等引发的社会热议，由远及近，如浪潮般奔涌过来。
2022年寒假，我回到三线小城的家乡，路过一家位于中学后巷的微型书店，走进去发现书架中心位置陈列着一些女性主义书籍。在这个三线小城普通中学的狭窄后巷，在各类教辅书籍的层层围拢之中，看到上野千鹤子、西蒙娜·德·波伏瓦、朱迪斯·巴特勒等人的名字光芒熠熠，这让我多少有些惊讶，随后意识到，女性主义似乎已真正从一种观念和思想层面的表达，经过内化形式，变成了一种触手可及的日常行为，逐渐缓慢而深入地渗透进了生活的毛细血管中。经过长途跋涉，“女性主义”终于从“远方”来到了“附近”。
杨知寒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五年前我发表第一篇小说，五年按部就班走下去，收获和失去并行不悖，感觉自己在创作上，不是越来越明确想要什么，只明确了不想要什么。创作没找到稳定的态势，创作生活找到了，就是平静、寡淡的一种。阅读上的兴趣也有变化。现在爱看些扎实的东西，故事要稳健，也一定要有故事，不然我会溜号，注意力没过去集中了。
阿依努尔·吐马尔别克
五年间，首先是我的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成为妈妈、结束了婚姻、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研究生班、转岗去做了职业编辑。
创作生活当然发生了许多变化。我开始认真创作，要求自己每年完成十几万字的作品，并投给国内比较重要的刊物。除了发表散文、小说，我也创作了长篇非虚构作品《单身母亲日记》。从2021年夏天动笔，断断续续写到了今天，文中涉及的时间跨度则是2018年5月到如今，所以也算是这五年创作生活的重要组成。
回想这五年的创作生活，最大的变化是我结束了婚姻生活，开始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思考和写作时间。
我想这可能是女性作家才会面对的创作变化，而男性在这方面的困扰应该比较少。我步入婚姻时二十三岁，刚刚发表了处女作，我当时并不知道婚姻会彻底改变一个女性的命运和生活，也不知道成为真正的作家需要付出的大量心血和时间。
现在回想，如果我没有因为种种原因结束婚姻，就几乎不会成为一个能写出像样作品的女作家了——因为写出好的作品需要大量的阅读、思考、写作和修改，所以时间、精力和心情必不可少。当我看到近年来70后的女性作家写出了好的长篇时，常常在想，也许即使是早已成名的她们也需要在子女长大、完成家庭责任之后才可以从容地动笔写长篇吧？伍尔夫说的是对的，女作家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但这并不容易，很多问题是隐性的。
当然，步入婚姻、生育女儿，对我的写作也产生了巨大的正面影响。这五年里，我的人生经历大大丰富，对生活的理解也更深入了，所以我是很客观地一分为二地看待这段人生经历。我想，如果我一直保持独身，应该不会有这样大的成长。所以我认为，这也是女性作家创作生活的另一面——女性作家步入婚姻可能缺少了写作的时间，生活的经验和对生活的观察却增加了。
陈各
我的阅读和创作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现在，我会首选女性作家书写女性主人公的小说来阅读，直至五年前的长久以来，我阅读了太多的男性作品、熟悉太多丰富多彩的男性人物形象、了解太多复杂精微的男性心理，但是对女性人物、女性心理却非常陌生。某种程度上，由女性作家书写的女性人物、剖析的女性心理在男性掌控的文学世界中就是先锋作品。小说之外，我会阅读女性学者的论著，学习女性批评家重新看待作品、社会的方式。我还会主动地阅读、学习女权主义的理论书，像上野千鹤子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芮塔·菲尔斯基的《现代性的性别》、李银河编译的《酷儿理论》等，削尖自己的女性意识。在我自己的创作里，我会非常自觉地进行自查，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女性主义批判，塑造真正的迷人的女性人物（而不是满足男性欲望的空洞的女性形象）。
武茳虹
五年前我的创作正处于起步阶段，这五年来的阅读和训练对我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创作的倾向可能也产生了一些变化，会更加关注现实生活，阅读的过程中最令人欣喜的是发现了自己喜爱的作品或者作家，五年来老师们推荐了不少值得阅读的经典，对我的写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帮助，课堂上提及的作品至今都有印象。在阅读方面最明显的改变可能是对短篇小说的阅读量明显加大了，而创作基本也在短篇这一领域，短篇小说考验作者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写作技艺，也更适合反复阅读，所以这方面的感受比较鲜明。
庞羽
在这五年里，我完成了恋爱、结婚、生子这几件比较大的事。阅读方式，我依然按照古老的方法，边阅读边做摘抄与笔记，书读一遍，我们不过是和它打了个照面，做摘抄与笔记，其实是在和这本书深入交流，我有了对这本书内容的了解，而书唤醒了我内在的一部分，即使我暂时忘记了，在后来的某个时刻某个场景，会想起这本书的某个段落，其实写的是自己。有很多人不太理解我，说女作家应该是前卫先锋的，乖乖结婚生子太不潮流了。我也很钦佩前卫的女作家，她们用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做自己，而我觉得我是一个胆小的人，在小说中，我不敢让人物说我想说的话，也不敢让他们走我想让他们走的路，我就躲在电线杆后面，看他们行走，说话。在生活中，我也不是追赶潮流的人，电脑用来写字，手机用来通信，我和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就是升起一堆篝火，天晚了，我们坐着讲故事，篝火照亮了彼此，我们沉默着不说话，其实什么都说了。我就用这笨拙的方式编织自己的故事，而我结婚生子，是为了安顿我的生活。我走在街道上，看到一个感兴趣的人物，我都会跟着他走上两步，看看那些人物是怎么生活的。我很怕我走丢了。我的家庭像风筝线一样拴着我，哪天我没了，他们还能顺藤把我揪回来。我的孩子的出生，让我感觉生活落了地，也给了我更广的看待世界的角度。可能年轻时，我会用比较道德化的角度观察别人，现在看到以前觉得可恶的人，想起他们也曾是个婴儿，在妈妈的怀里吃奶，我自己身上那些年轻的锋芒柔软起来，他们学走路，学吃饭，学唱歌，无论人们怎样千差万别，我都能有点理解他们了。我想做那种不对自己动情的作家，这样能让我更好地体察他人。
胡诗杨
五年前我刚刚读本科，应当说从本科到硕士的这五年间，每一年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自我在时时更新，时时成长。
阅读与创作生活固然是由个人趣味主导的，但也离不开社会阅读潮流的影响。我有去书店自习的习惯，最近几年我发现几乎每家书店都开辟了一个新的柜台，专门用于摆放“她”主题的书籍，有理论也有小说。上野千鹤子的书掀起了一波外国女性主义书籍的热潮，波伏瓦和伍尔夫两位先驱的经典也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中。而华语小说这五年里绕不开的就是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这几乎成了身边朋友人手一本的必读书，在林奕含的忌日，我的朋友圈里满是相关纪念文章。“房思琪”如今也已经成了一个代名词。可以说，在公共的话语空间里，女性出版物越来越丰富，不管是女性主义理论还是女性意识鲜明的小说，都越来越走近普通读者的生活。
我的知识结构基本是在本科时期建立起来的，戴锦华老师的《浮出历史地表》和女性主义电影课程是我最早的女性主义启蒙。读研究生以后，我对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批评和创作现状有了更自觉、更系统的认识。我先清扫了一遍知识盲区，补看了一些经典文学作品，周晓枫的散文《你的身体是个仙境》令我震惊，刷新了我对写作的理解。在“扫盲”之外，我也开始接触最新锐的一批女作家和作品，我自2022年以来有幸成了“持微火者·女性文学好书榜”书评团的一员，阅读了张怡微、朱婧、辽京、杨知寒等80后、90后女作家的小说。于我个人而言，我从前阅读的大多都是男作家的文学作品，过去这些作品形塑了我的审美观念，但这五年来我阅读的女性文学作品越来越多，新的阅读会塑造新的审美，这也作用于创作，使得我在创作中也更注意女性叙事声音、女性人物心理。
修新羽
我从学校毕业后，在杂志社工作了两年多，又在互联网公司工作了一年多；谈了第一场恋爱，走入了婚姻。总体而言，是“身份转换”的过程，苦恼有不少，对付苦恼的经验也在快速积累，这些变化自然反映在了作品里。五年前相对偏爱离奇的、高烈度的情节，如今更喜欢从日常生活中寻找幽微瞬间，从乱糟糟的棉线中寻找一根针。
栗鹿
五年前，也就是2018年，我的孩子刚满一岁，那个时候我大概已经一年半没有工作了，时常感觉到沮丧、疲倦，日复一日的育儿对我来说是一个自我切割的过程，切割时间、空间、精力，当然还有肉体，生产和哺乳的过程对肉体伤害是很大的。那个时候时常觉得，“自我”被挤压得很小很小，好像孩子的哭声，把自己的心声全部掩埋掉了。我恰恰是那个时候开始写作的，写作帮助我重新弥合自我。
我们常听到“没有成为母亲的女人是不完整的”这样的话。就我自己而言，正因为成为母亲，才使自己不完整。我的孕期反应很强烈，很不幸是那个传说中吐到生的人。我的身体在排斥，我的免疫系统在进行剧烈抵抗。生育过程也很危险，由于胎位不正，生产的时候孩子是臀位，羊水几乎流干，虽然最后孩子顺利出生，但我对生产这件事完全PTSD，不想也不可能再经历一次。生完小孩我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得了一种叫“乳糜泻”的病，不仅表现为腹痛腹泻，还伴随着严重的精神抑郁，这种情况在完全杜绝麸质摄入之后才得到改善。我觉得过去的我正在消失，就像科幻片里的瞬间传输身体到另一个星球，要经历一个扫描的过程，其实扫描的原理就是摧毁掉过去的那个躯体，然后把所有的个人信息上载到另一个躯体上。我觉得自己就是在经历这个过程，并且在上载中丢失了部分的自我。
这五年，我阅读了很多作家，大部分是女作家，其中有托卡尔丘克、埃莱娜·费兰特、厄休拉·勒古恩、艾丽丝·门罗、奥康纳等。我常常想到门罗和费兰特，想象她们的写作时自己也会获得一种勇气。不是相信未来会更好的勇气，而是直面生活不可能变得更好的勇气。人生是一个坠落的过程，如果你感受到无忧无虑的幸福，一定是有人替你承担了大部分的困难。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利用一切碎片的时间开始写作，我第一次感觉想抓住什么，大概是重组自我的迫切感，一种自救。写作没有治愈我，更像是在梳理病症，这个过程让我重新建立秩序感。
顾拜妮
这五年，相信大多数人的生活或多或少都发生了一些改变。我从一名老师变成编辑，接着又辞去出版公司的工作，重新回到校园成为一名学生。写作上更加关注女性，由一个性别意识不是很强的作者，变得越来越接纳并享受自己作为女性的存在。
曹译
五年前我刚接触文学，刚开始了解女性主义，那时还没有什么系统、清晰的性别意识，阅读更关注个人朴素感受。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是和当时的导师聊陈忠实的《白鹿原》，导师是女性，也是女性文学研究者，但她很喜欢《白鹿原》。我当时觉得不解，和她说我小时候很喜欢《白鹿原》，几乎是欲罢不能，那段时间再读，却觉得作者不尊重女性，读着不适，不喜欢了。那会儿我导师沉默了，她只附和地问我是性别理念影响了阅读吗，此外就没再说话。她是这样的老师，持保留意见时也不执意改变学生。五年后的现在，当我更深入地体验、理解文学和女性主义，我仿佛明白了女性主义者也可以欣赏典型男性文学，欣赏《白鹿原》，其间自有种性别与文学之间的张力。导师当时的沉默或许教养了我，此刻，我以更包容、更复杂的眼光进行阅读，在书写现实的同时期待作品抵达远方。
焦典
很奇妙，我本来以为一切如常，只是按部就班地重复着阅读和写作的劳作，但真要回头看，却发现身后的轨迹确实已然变化。最为明显的是，从无意识地对女性文学和女性写作的亲近，变成了很明确地想去站在她们的身边，写她们的故事。如果之前还曾对“女性主义”一类的命名抱有保持客观，证明自己与其有距离的态度，现在我会非常坚定地点头，没错，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将永远站在这里。
但是，也许是我自己接触的信息并不全面，我会感觉到关于女性问题的讨论越来越趋向于保守、温和，我本以为那是一团无可遏制的火焰，但现在似乎更像是一盏电灯，也明亮，也动人，但不会灼伤自己或者他人。我不知道这是好还是坏，又或者这不是好坏所可以概括的。
程舒颖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我由武汉大学文学院毕业，硕士研究生阶段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与创作批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文学观与写作观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就创作方面而言，2022年10月，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和余华老师为我的小说《逃跑的人》举办改稿会，收获了包括张莉老师在内的许多老师们的鼓励和帮助。在今年5月，这篇小说与我的另一篇小说《追随》一起登上了《当代》杂志，两位老师为我的作品撰写了情真意切的评论，这对我的创作道路而言是莫大的激励。
在阅读方面，苏童老师的《夜间故事集》、约翰·契弗的短篇小说、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茱帕·拉希里的《不适之地》等，都对我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还有一个显著的改变是，我加入了张莉老师的“持微火者·女性文学好书榜”团队，还参与了两年的女性文学年选工作，因此对一些国内较为年轻的女作家比以前更为关注，例如文珍、张玲玲、杨知寒和大头马，从她们身上，我意识到了身为创作者的性别问题，向她们学习的过程之中，我对与我同性别的写作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
蒋在
这五年里，我经历了新的迁移，从国外回到了中国，阅读习惯也从英文改变成了中文。语境文化的不同以及随着年龄的增长思考和关注的题材也发生了位移。
2.社会文化语境对女性问题越来越关注，这对您的创作是否有过触动？在阅读及写作过程中，哪件与女性问题有关的事情是您印象最深刻的？您会特别注意女性形象的塑造吗？
丁颜
没有。我生活在西北和青藏，以我周围的生活来看并没有，社会文化语境对女性的问题并不是越来越关注，反而在以一种极大娱乐化，或女性娱乐化在稀释女性问题，不是关注，不是解决，是稀释。将原来的女性问题故意忽略，然后在其上附加更严重的女性问题，不仅使女性的外在生活矛盾，心理承受也无比矛盾。在阅读的过程中……具体读什么我忘了，但对我的触发犹记得，明明是对女性的一种驯化和物化，但却写成女性的勤劳、高尚、忍耐。一种对女性从头至尾的规训，到头来连女性自己都觉得这是合理的，女性就该是这样的，从来没想过它的不合理和错误，没想过自己为什么要这样，人的生活不该是这样的，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怎样的生活，都应该是人的生活，而不是挤压变形的空闷罐子里的艰难与幽暗。我在创作中也常塑造这样那样的女性，但我从来都没有特别注意女性形象的塑造，我往往都是将其看作正常的人来进行塑造，我觉得自然的女性形象根本不需要特别塑造，女性形象女性天然自带，只要塑造好人的形象，女人便是女人，男人也便是男人，而所有的刻意的或特别注意的其实都是有所隐瞒的。
三三
有触动。去年年底，我完成了一篇叫《长河》的小说（发表于《江南》2023年第2期），该小说取材于劳荣枝案件。劳荣枝2019年底落网，随之被再度抛掷于公众视野中。公安、媒体、网友都试图复原她的生活，在知乎上，甚至有无名网友发布一张相貌酷似她的照片，声称与其做过性交易。在《长河》之前，我写过一篇叫《晚春》 （发表于《人民文学》2021年第7期）的小说，灵感来源也是劳荣枝（但当时还未能完全处理劳荣枝的经历，虚构了一个无关的故事）。《长河》依然是一篇虚构量极多的作品，但更直接地指向了劳荣枝。
至于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我现在比以前更注意。写作时，我还发现，性别是相对的。更理解女性，也会带来对男性的理解。
王苏辛
会自觉关注和关心女性作者的作品，也会关注海外国内一些讨论度较高的女性议题（但自己很少参与，因为我觉得这是很复杂，需要结合自身经验来塑形的东西）。对此，目前我其实也只写了一篇小说《传声筒》来进行回应。而其他作品更多是把一些女性具体生长的困境通过一些问题带出来。
身心成熟后，作为女性的内在敏感度会比年轻的时候更突出，观察上变得更加细腻、全面，对于女性群体中会出现的一些问题也会投射更多的自我意识进行思考，以及再教育。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事件依然是“#Metoo”运动，我本人认为这件事的网络热度所导向的东西还是偏浅了些。而且说“不”本身只是反抗的方式之一，保持沉默的女性一样也应该得到尊重。又或者，正因为环境的复杂，际遇的不同，女性的沉默比女性的反抗更应该得到重视。这些沉默的意识才是大多数人的内心。强行让这种沉默被“不”所取代，未免过于理想化也过于让问题简单化。
80后女作家草白有一篇散文《耻》也许并不是因为对“#Metoo”运动思考而来的书写，但我从中反而看到很深刻的部分。文章中有两个主要线索：一个是女孩第一次去男友家，被男友的家庭，尤其是男友的母亲所审视的过程；另一条线索是女孩追溯自己的整个成长过程中被母亲以及母亲所代表的母系经验的审视过程。作者将这个被审视和自我审视的共同过程概括为“耻”的记忆，甚至这个记忆也塑造了女孩自己。这对我很有启发。因为这种“耻”对应的是女性生长过程中，她们无法直接反抗的东西——这些内敛，甚至已经内化成自我的东西，这些沉默的意识才是女性经验在书写过程中所遇到的更具体的难度。向社会说“不”其实是在向自己说“不”，而向自己说“不”其实是在向自己的记忆说“不”，向自己背后整个塑造出自己的精神源流说“不”。这些东西很复杂，很难用一个仪式性质的反抗来获得真正的面对、思考，它需要根据不同的人的性情来进行又一轮的审视，再次出发。
确立自己的边界需要更多的才华——这或许对女性作者来说更甚，需要纵深的东西不断给予自己滋养。强调开放姿态的同时，那些小心翼翼的人，那些小心翼翼的意识，反而才是更应该细细挖掘的“具体的人”，才是写作的本源所在。
王侃瑜
有很大的触动，之前在我的创作中，一些性别相关的描写是不自觉，可能也不太完善，现在会更自觉关注并主动去写。印象深刻的是在2021年和2022年，相继有四套中国女性科幻（奇幻）作家选集出版，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选集，科幻选集中也经常是男性作者占到绝大多数的比例。这四套选集包括程婧波主编的《她: 中国女性科幻作家经典作品集》上、下两卷，陈楸帆主编的《她科幻》一套四本，武甜静、桥本辉幸及大惠和实主编的《奔跑的红：中国女性科幻作家选集》，于晨和我主编的《春天来临的方式》，这些书在相近的时间内分别开始策划，并以中文、日文、英文在一年内相继出版，很明显体现出大家对于女性科幻/她科幻的关注。这些选集中收录的很多都是旧稿，也会有读者指出作品不够“女性主义”，但这个选集收录的动作本身就已经是在让更多人看到这些女性作家在这里，而她们的未来创作可能也会因为选集出版或者是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而改变。我现在的阅读和写作过程中会特别关注女性形象的塑造，可以看到以前的一些不足，也可以看到在科幻领域里，这也在一点点改进。
叶昕昀
我会特别注意女性形象的塑造。我觉得观念是构成小说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有时候我们读当下的小说，会觉得它很陈旧，或者读过去的一些小说会感到不适，这其中就有观念是否更新的问题。如果我们在现如今的小说里看到的女性形象仍旧是在从前父权规训里任劳任怨的贤妻，或者反方向为了迎合男性的幻想而塑造的妖化的女性，那我们一定会觉得它是陈旧的。同时，小说中的观念不总是现实观念亦步亦趋的反映，相反，文学或者文化里的观念有时是超前于现实的，那么，此时文学和文化的观念就可以引领社会现实的观念变化，这就是我觉得应该特别注意女性形象塑造的原因。在小说中我们塑造的女性形象，她的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或许如今还不能在现实生活中看到成形的例证，但当她出现在文学中的时候，会让读者意识到一种女性形象的引领，从而在而后现实的真正变化里，文学形象会有可能真正内化为社会的现实。因此我在塑造女性形象时（当然是无损于小说整体性的情况下），我总是要强调她们思考的真正独立性，弱化爱情话语在她们生活中的位置，因为在我期待的女性形象里，她会是真正完整的人格，这种人格不需要依靠任何外界，尤其是男性的价值评判，因为她本就是自然而完满的。
杜梨
平时我会看大量的新闻和特稿，关注女性、老人、儿童、边缘人群和动物的权益，会不断地去思考，应该怎样做。创作中比较关注，女性要付出加倍的努力才能将将达到结构性的平等，获得同等注视，更何谈胜利这一点。女性的事业、工作、恋爱、社交、婚姻和生育，这些都是很有趣的问题，但很难写好，很容易写得非常无趣或中年危机。我比较关注动物科普和救助领域，尤其是救助领域，在这个领域活跃着很多的领导者、基层工作者和一线救助者，起到复杂组织、整合和润滑作用的多是女性，而且都非常优秀、努力、有耐心和拼命，但是你会发现项目或组织的代言人多为男性，或者将男性的名字放在女性之前。在我看来，这些女性比男性更有活力、有耐心和动力，不好为人师，她们不会被刻板印象和既定偏见影响，与她们的沟通或看她们表达观点更符合女性大脑的感知和接受方式，是我更喜欢的类型。
在我的观察中，我发现女性在写作和阅读中，平均来说，得到的社会辐射化的负面评价和舆论打击会更多。人们潜意识中认为女性是弱者，下意识会想打压对方，他们或她们对女性的作品更为挑剔。只要女性人物（各行各业全覆盖）发声或发表作品，输出观点或表达自我，相较于同类型男士的发声或者作品，大众更容易对女性发表负面甚至于刻薄的评价。这是这些年令我最印象深刻的一点，女性仍然在这场战争中荷枪实弹地战斗。
人物形象的塑造都很难，每个角色，无论有机或无机，对作家来说，都很重要。在一些偏女性叙事的文本中，我会特别关注女性角色。
李嘉茵
社会文化语境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对我产生的首先是思想和意识层面的触动，之后才内化为行动（包括创作）来呈现，对我而言，创作的最初动力并不源于某种思想观念，而是一种具体的感受或情境。不过文化语境对女性问题的关注确实为创作提供了一面很好的镜子借以参照，有助于作者回望和审视自己创造的女性角色。
当阅读部分男性作家以女性视角所写的文学作品时，容易令我产生隔膜感。他们试图以女性口吻来诉说女性的悲欢与隐秘，逃离与挣扎，但时常在某处出现裂隙，对女性的想象开始退潮，袒露出粗粝而生涩的沙石质地。究其原因，我想，一方面，可能是文化观念与意识层面的问题，作者对异性角色的构想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观念层面，容易在细微处产生误判；另一方面，作者可能对笔下人物缺乏更加深入的了解与把握。
比如，克莱尔·吉根是一位非常典型的女性主义作家，她笔下的女性角色鲜活立体，同时对男性角色的刻画也同样传神，在某种意义上，她正是借助着对男性角色（即传统父权社会的化身）的批判和嘲讽，才完成并确立了自身的女性写作立场。在短篇小说《走在蓝色的田野上》中，克莱尔·吉根写到了一个细节，神父为所爱的女人主持婚礼时，无意中在卫生间看到了新郎兄弟的阴茎，随后神父感到痛苦。这是一处非常男性视角的情节，并近乎带有一种嘲弄意味（这一点非常女性主义），而这种嘲弄也是建立在作者对男性角色深入把握的基础上。因此，无论是男性形象的塑造还是女性形象的塑造，对人物性格与内在心灵的勘探和洞察永远是第一位的。
杨知寒
有。也是一种心态上的变化，以前女性问题在我这儿没那么大的触动，虽然我是女性，有些问题也只能随年龄来深化和真正地面对。现在常会克制自己，别太激动，已经到这种程度了。激动解决不了问题，关注或许可以，把关注到的问题处理成小说，用更具体的方式呈现出来，或能唤醒更多先前如我这般的人。我发现小说里的女性更容易有光。我理解女性独有的脆弱，如果脆弱这个词我们可以接受的话，与之相对，是女性底色的坚韧，和为不为人母，或她是什么社会身份关系不大。我想写出这个时代里女性生活的一些时刻，比如独居、和父母以及子女的相处，比如在婚姻和恋爱关系中、在职场。故事写不尽的，观察永远不完全。因此不用特意塑造，她们比我希望她们在小说里表现得要精彩。
阿依努尔·吐马尔别克
社会文化语境对女性问题越来越关注，也对我的创作有所触动。
2018年，世界各地爆发了“#Metoo”运动，许多女性公开讲述了自己遭遇性侵的经历。此后，关于女性议题的网络环境和社会舆论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股女性主义风潮也影响了中国。2020年，某演员因为强奸和淫乱罪入狱，国内的女性舆论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两件事情对我产生很大的触动，我很欣喜看到声名显赫的性侵犯者最终付出代价，也更关注到复杂的女性形象，比如那位演员案件中的女性。
在以往的作品中，我倾向于塑造比较正面的女性形象，一方面当然是对女性的欣赏和致意，另一方面也怕有污点的女性形象会让读者带入到我个人或者哈萨克族的女性（因为我的小说创作总是围绕哈萨克族的生活）。一个男性作家创造了包法利夫人或者安娜·卡列尼娜，会成为不朽的作家。而女作家塑造了这样的人物，却要面对额外的精神压力。随着年龄渐长，阅读视野和创作量的增加，我逐渐意识到需要塑造丰富驳杂的女性形象。我认为“#Metoo”运动之后，社会舆论稍有宽松，女性作家的创作处境也得到改善，创作更为丰富的女性角色面对的压力比过去小。当然，我现在意识到最重要的是，要成为勇敢的作家，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写自己真正想写的人物。
近三年来，我发表了非虚构作品《单身母亲日记》，引发了一些关注。有一些朋友会委婉地提醒我，不要写太负面的内容。每当这种时候，我都会苦笑，然后说，我没有写什么负面的内容，只是记录生活，而且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文学。在写作和发表《单身母亲日记》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逐渐变得舒展，看待问题能更深刻，也不会特意避讳以往创作中不涉及的内容。
陈各
我经常浏览微博、豆瓣、小红书中女性主义社群的交流，这些思考和表达已经融进了我的日常生活中。近年来，男性借助权力差骚扰、PUA以至于暴力强奸女性的新闻是让我最愤怒的，这种事情发生在所有领域，娱乐圈、商圈、高校圈，甚至博士对本科生、师兄对师妹，再微小的权力差居然都可以完成性别迫害，我非常希望能够将这些人的丑恶模样书写出来。我会给自己强制地自我要求，一定要书写不同年龄段的女性人物，构建复杂的女性人物关系，使之在艺术上成立，我希望我的小说能够贡献出留得下来的女性人物形象。
武茳虹
文学是关于人的一门艺术，与人的境遇相关的问题都或多或少会产生触动。写作过程中，塑造人物形象是最关键的部分，女性人物要写得饱满、生动、丰富是具有挑战性的，因此在阅读和写作中我也会关注前辈作家如何塑造女性，从名字到对话，再到衣着和语气这些细节都会留意。
庞羽
我感觉，只要女性身体里出现了脐带这个东西，她和世界的连接就变多了。她是母亲、妻子、女儿、儿媳妇、女职工、地铁里满脸疲惫的中青年女人，就像坐标轴一样，曾经的yxz轴又多了abcd等轴。这需要一个女人的强大，需要剑锋从任意角度切入，她都能刀枪不入。我觉得这个时代最可喜的一点是，女性意识开始觉醒了。我周围的女孩说，我为什么要给别人留下什么好印象，我只要自己平安喜乐就行了。也许我们的长辈会说我们不懂事，而我为她们感到高兴。我们女性以前都太会打乒乓球了，你来一拍，我回一拍，你再来一拍，我再回一拍，可能一整个球场，她在同一个时间段，要给十八个人回球。这太累了。就让球落下。越来越多的女性萌生了这样的想法，我就是要绽放，我就是要张开怀抱，我就是在灯光下舞蹈，这是只活一次的人生，别人的想法是别人自己的事。我一直在留意这样的女性，一个母亲也可以飙车，一个女儿也可以登山，一个平凡的女性，也可以在无人的雪山上唱出自己的歌，小小的雪崩滚落下来。我是挺在意女性形象的塑造的，可以说，没有女性，可能就没有世界。母亲的子宫那么小，变成装着我们的房子，然后又空空地瘪下去，我看着她们，总有一种热泪盈眶的忧伤。我不知道一个母亲是怎么看待自己女儿出嫁的，再看女儿逐渐隆起的小腹，是不是有一点需要掩面的垂泪。而一个母亲，能支持女儿独身，畅快地去活一辈子，这个母亲也是值得敬佩的。女性的故事很多，我们作家能做的，只能是不让这些故事蒙尘。
胡诗杨
肯定有触动。我认为社会文化语境对女性问题的关注整体而言是好事，但也不应盲目乐观。需要厘清的是，人们关注的女性问题具体是什么？实际上是两个层面，其一是显在的社会新闻，这些新闻大多是负面的，有关于女性身体如何受伤害，比如强奸案，性骚扰，骇人听闻的韩国N号房事件，等等。其二是相对而言更隐形的，但也是更无孔不入的生活观念，比如职场里的性别歧视、家庭主妇的真实困境，这背后其实是许多人心中深深刻印的“男强女弱”的传统观念。不管是被媒体曝光出来的令人愤怒的新闻，还是生活中潜在的陈旧观念与保守思想，都是这个社会文化语境的一部分。不过，观念和思想往往更容易被人忽略，却恰恰是孕育出这些悲剧新闻的社会土壤。在愤怒情绪退潮之后，我们也许更应该反省的是表层事件之下深层的落后观念。
在阅读与写作中，让我印象深刻的女性问题其实有许多，我感触更深的可能是“词汇”方面的。比如杨笠在《脱口秀大会》上用的“普信男”一词、牟林翰和包丽案件中衍生出的“PUA”一词，现在已经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人们的口头用语之中。在五年前，这些词语可能都不存在，或者很少有人清楚它们的意思，而今天这些词语的流行恰恰强化了人们对女性问题的关注。甚至原本作为学术用语的“男凝”，现在也已经成为人们批评一部影视剧的常用词，这是词语的“下沉”，也是观念的“上升”。词语凝结了事件，一组新的词语背后是一场浩大的事件和对事件的共识，也蕴含着一种新的观念的传播，哪怕事件被人遗忘，词语依然能作为日常交际的必需品而留存下来。
我个人目前尚只是写作的学徒，在不多的几篇小说习作中，我会很注意女性形象的塑造。但也许在写作过程中不是自觉的，只是来源于我对于自我经验的反刍，以及对家族中女性亲戚的观察。
我想，社会对于女性问题的关注，让我们在重视女性形象塑造的同时，也警醒着所有创作者某一些女性形象是过时的、陈旧的，是不可再写的。换言之，女性文学不仅让我们有了“可写的自由”，也给了我们“不写的自由”。新一代写作者笔下的女性形象应当是真实的、切肤的、有主体性的，她可以坚定自信，也可以困惑犹疑，但她始终是她自己的主人，听从于自己的灵魂。
修新羽
能感觉到最近女性问题的热度，比如，“性骚扰”“重男轻女”等问题经常在大家的作品里出现，我们好像正通过不断讨论、不断呈现来建立一种新的对男女关系边界的共识。就我个人而言，这种热度鼓励我讲述出了很多原本觉得“不重要”的情绪。
印象最深的事情，我想到的是，有些作家喜欢保持匿名状态来创作，比如小詹姆斯·提普垂和埃莱娜·费兰特。而读者和评论家则会很积极地推测出这些神秘作者的身份，或者退一步来说，至少也要从文本的蛛丝马迹中推测出作者的性别。当年很多人信誓旦旦地认为小詹姆斯·提普垂是男性，夸其作品“洋溢着阳刚之气，像海明威一样，有一种挡不住的男子气概”，事实证明他们错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大概率无法（也不太有必要）通过文本自身来判断作者的生理性别。
写作中没有特别注意对女性的塑造。但因为比较理解女性的处境，写女性时往往会多一点儿宽容（在“宽容”与“温柔”之间摇摆了片刻，最终觉得说“宽容”更合适些）。
栗鹿
我非常关注女性问题及公共语境中的性别议题，有时候还会跟踪一些热点话题，“#Metoo”运动影响巨大，在我的长篇里，就写过一个被性侵的女孩，但因为种种“不可言说”，女孩受到的伤害，被整个家族忽略或者说是掩盖了，最终的结局是走向沉默和消失。我想这个女孩是所有沉默女孩的一个化身，也想借这个悲剧，用“沉默”去试着发声。
男性作者的笔下女性，有时更像是符号和工具人，很难读到特别立体的女性人物形象（不过多赘述）。但在我的阅读经历中，《红楼梦》这部作品比较特别，因为从小到大反复阅读，每次读都有不一样的体味。随着我的成长，阅读的感受和对人物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以前爱读女儿家的漂亮、热闹，现在更多的是读到了她们复杂的那一面。就林黛玉这个人物而言，人们对她的评价总是停留在一些刻板印象上，而她前后的成长过程往往被人忽略。再读《红楼梦》会发现，湘云爱逗黛玉，说唱戏的龄官长得像她，黛玉生气了，所以有很多读者觉得她爱耍小性子。但其实结合当时的环境，贵府千金开这样的玩笑，确实是冒犯了，黛玉生气无可厚非，更像是在维护自己的尊严，并没有大错，最多不过是任性了，没有那么成熟而周到。到了后期，又有人挑唆林黛玉和薛宝琴，那时的黛玉已经经历了很多，她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打心底里喜欢、欣赏宝琴，我觉得这个女性成长的过程是很珍贵的，是不能被忽略的。在当下的写作中，我也会比较注重笔下女性人物的复杂性、多面性。写女性，不只要写她的爱与美，也要写她们的不爱和不美。写母亲，不只写爱与无私，更要写她们的脆弱和逃离。写生育，就要写最隐秘、惨痛、真实的部分。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顾拜妮
三个北大学生与上野千鹤子的对谈，当时舆论还挺热闹，上野老师面对人生的态度和方式令我印象深刻。最新写的几篇小说都是关于都市女性，比较在意女性人物的塑造，比如《绿光》里的罗飒，《尼格瑞尔》里的贺佳莹、卡丽，在我看来，她们的形象还算鲜明，每个人的性格爱好都很不同。
曹译
关注女性问题的社会文化语境给我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我在这些信息中思考女性处境，形成性别意识，并渐渐了解作为女性的自我。但越是了解，我越感到困惑和焦虑。我发现了信息和现实生活之间的张力，于是有冲动写下。同时我也觉得，“奥斯维辛之后”的此刻，写作直面着炮火、疫病、互联网和荒诞的速度世界，它变得紧迫，已不会是一派祥和。它是话语，而我也应该构成话语本身。而女性话语是其中紧迫的一环，也与我息息相关，我觉得我需要书写它。
写作过程中有关女性问题最印象深刻的事情和写作焦虑有关。研究需要，我了解了一些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内容，注意到女性在写作中争夺叙述声音的问题。那时我忽然意识到，我写的小说大部分使用了男性或中性的叙述腔调。我感到沮丧，于是试着写了一篇以女性为主要叙述人的小说，但写完后仍觉得难过。因为在那篇小说里，我本该写人物，却几乎在写自己。因为想要表达的有关女性的想法太多，我的故事显得拥挤、拧巴，读来没有轻松之感。这让我很遗憾，想通过持续、有意识的写作去解决这个问题。
也是从那以后，我开始有意识在小说中注意女性形象的塑造。关于这一点，我对自己基本的要求是不写已成定式的女性形象和她们的表现，而写未知与发现。
渡澜
是的，很有触动。我尝试过书写女性问题，但笔力有限，造成了文章的倾斜，美感的流失，因此吸取了教训；作为一名写作者，我也不断尝试着转变思维，实验新的写法。关于女性形象的塑造问题，我的确非常关注，并期望自己可以塑造出更加立体丰满的角色，也期望看到更多更优秀的女性形象。
焦典
我必须承认，是关于女性的书籍、课程，包括社会文化语境中对于女性的讨论，打开了我“女性视角”的这一只眼，让我看到一些女性的隐痛，不在明面上的，不是一定血淋淋的，而是所有人都觉得你挺好时，你自己内心的那一个问号。这些问号的产生需要一些环境，就像河边的野草，它当然也会自己冒出头来，但是，是不断拍打的河水、连绵的梅雨，包括夜晚河边隐秘的私语让它繁茂生长，让它燎原，让它接天，让它不可能再被忽略和割除。所以我非常感谢所有在发声的人，声音会汇聚成浪潮，而这潮汐声会不断提醒我，一切还尚未完成。
这种触动不仅仅是创作上的，在实际生活的层面，它也帮助了我，去认识更多，思考更多，争取更多，也和解更多。我的妈妈是一位非典型意义上的“好母亲”，直到今天，她依旧对做饭、洗衣等等家务活一窍不通，她贪玩，责任感也不强……（为了不惹我亲爱的老妈生气，这里就不再详细举例了）周围人都说她不好，我自己也时常觉得委屈，在淋雨回家，把潮湿的校服挂在窗台滴滴答答地摆动时；在漫长的夜晚，独自用耳朵数着街上飞驰而过的汽车时；在大家都唱“世上只有妈妈好”的小时候，我唱的是“世上只有奶奶好”“只有爷爷好”“只有爸爸好”“只有姐姐好”时……“妈妈”那两个字如同生锈的报时小鸟，是如此难以开口。但在经过了更多的对女性的思考后，在很多年后的今天，我突然想问我自己，可是她只能是我的“母亲”吗？可是“母亲”一定有一个保证出厂时整齐划一的模子吗？我那喜爱穿黑色裙子带我在河滨路散步的母亲，我那午夜十二点在出租车上流泪的母亲，我那在家庭败落前夕，一无所有的时刻，沉默着抽了一支香烟，然后就能沉沉睡去的母亲……很奇怪，我在之后漫长的成长中，遇到于当时的我而言似乎难以逾越的困难和痛苦时，那些课本里的爱的教育，那些名人坚韧不拔的励志故事，都黯淡无光，我想起的还是我的母亲，那支沉默着把所有巨大的事物都燃烧殆尽，然后平静地躺在玻璃烟灰缸里的香烟。
印象深刻的事有很多，分享一个最近的吧。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孔雀菩提》最近出版，在新经典写的上市推文中，编辑放了一张照片，是一个奔跑的苗族女孩，下面用三行小字写着“苗族女孩大多小学五六年级订婚，她们的心愿很简单，下个月别被嫁掉，读书到初中毕业。摄于2022年”。其实小说集里并没有关于苗族女孩或者受教育问题的篇目，我还在愣神的时候，一位并不算经常联系的老师突然发来微信，询问我关于照片的事。2022年，她惊讶于在2022年这样的事情还在发生，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云南的大山，关于张桂梅老师，还有那一件件特意做成粉色带花的棉衣，最终还是穿在了女孩们的哥哥和弟弟身上。和老师结束聊天后，我去询问了编辑，她说这张照片来自于她的一位在云贵地区支教的朋友，随即她发来更多的照片，上面有女孩写她十四岁“被结婚”逃跑的故事，有女孩写在村民的指指点点下依旧想要读书，不愿意做井里之蛙的志气……我知道，我一定要去那里，如果说我接下来还要写点什么，那一定会是她们。之后，我们一起给那位朋友寄了书，扉页上写“世界广阔，我们勇敢”。
我们并没有相约一起去做点什么，但我知道我们都将做下去，朝着某种不言而明的目标。这种共同震荡的感觉很好，正如之后编辑在文章中写的“那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我在地铁的人群里刷着手机。但那一瞬间，我感到不同境遇、不同经历的女性的生命，在深处联结在了一起：在大城市漂泊的写作者和编辑，为‘她们’奔走的朋友，高原上想逃婚的女孩子们……”。我们，我们或许真的微不足道，但我们这样几条小鱼，在浩渺的海洋里，仅凭这样一点火光辨认了彼此，并将一起朝更深处游去，仅仅只需要这样一点火光而已。
在最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并没有有意识地想去刻意塑造些什么。但很神奇的是，最终呈现出来的结果就是，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在围绕着女性展开，女性是落脚点，也是压舱石。这与我天然的性别立场有关，也许与我潜意识里的某些观念也有关。我始终觉得，在面临真正的艰难时刻时，女性反而是更为坚韧的。我们老家还有一句话，也许这里说出来会惹得男性们不高兴，“只要母亲在，家就在，要是母亲走了，一个家就散了”。
我非常想要去写出更多的女性，更想通过写作去改变某些东西。我其实不太看得清，阻挡在我们面前的究竟是什么，但是没关系，反正生命也是这样摸着石头过河。
程舒颖
我认为社会文化语境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对我创作的影响是十分间接性的。对于我个人而言，诚恳来说，更多的是受到张莉老师的教育和影响，这对我在女性问题和女性身份上的认知改变更大。在我本科乃至之前的阶段，我其实并不能切身地体会到女性的处境，只是从社会新闻或者平权运动的角度去看待女性问题，并没有引渡到自我身上。但是在研究生阶段之后，我会越来越关注身边的女性，尤其是我的母亲、外婆和小姨。我是从她们身上，而不是外在的社会新闻上，去分析、判断并习得一些珍贵的、我自己对女性问题的理解，并有了迫切想要融入创作之中的欲望。
我印象最深刻的，可能也由于是新近的一次经验，是我在韩国梨花女子大学的交换学期期间所修读的一门英语文学课。有一次课我们学习的是“the carpe diem poem”，翻译过来是“及时行乐诗”，主要是男性诗人对于女性，特别是一些贵族小姐的求爱。比如其中有To His Coy Mistress（《致羞怯的情人》），是一首文学史上特别经典的英文诗，诗人对爱情的塑造，用无限拉长的时间，和无数神圣的事物作比，读起来优美而感情澎湃。但是在课堂的讨论和作业中，许多同学并不赞同这种写作方式，认为男性并不是爱那个女性自身，而只是想满足自己的欲望，或者赞美其实是自我的映射，其间产生了十分激烈的讨论。我们对于作品中情感是否真挚究竟如何判断？女性问题会不会折损作品的经典性？应不应该因为落后于当今时代的价值观问题，而把一些过去的作品否决？我想这些都会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我承认我并不会特别注意女性形象的塑造，因为我自己就是女性。如果我以第一人称写作，而且并不是不可靠叙事，就是我自身的感受，我相信我的视角就是女性的视角，所以笔下女性形象也更有把握，这与生俱来。相反，我反而会在一些以男性第一视角写作，或者书写男性形象的时候游移不定，要付出许多的精力去揣度是否合理，觉得自己对另一种性别知之甚少。因此我特别佩服能将异性心理和形象写得特别出色、特别有信服力的作家，在我看来，毕飞宇老师在这一点上就做得非常好。
蒋在
在之前的创作中，我并未有意识地侧重过女性题材的书写。但是反观自我的创作，女性的困境和她们面对生活中细枝末节的缠绕时的韧劲是所有小说里一个不可磨灭的特征。不久前读了门罗的一篇小说，《多维的世界》，门罗将女性无声的呐喊和被分裂的世界逼到角落里的疯癫展现得淋漓尽致。在她和丈夫的通信中，一句“天堂存在”，让她回归了她渴望已久的精神家园——母性、包裹和爱。我更容易留意到阅读过程中女性形象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