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和诗歌是中国两门古老的传统文化艺术，中国传统文化是数千年来从未中断、一脉相承且多元相通的融合性文化。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需要从历史源头开始，从多门类切入。没有对民族文化的传承、沉淀和创新有突出贡献的技艺或作品，即便时间再悠久，也不能被称为传统。中国画作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画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同样，它与其他门类如诗歌、书法、中医、武术等领域在理论上也高度一致，更具有诗情画意、书画同源等相通性。
中国画与诗歌的创新
中国画的画材需要文房四宝、画案、毛毡、水等。中国画大体分为写意画和工笔画。从画科来说，又分为人物画、山水画和花鸟画。一幅完整的中国画，还包括落款、印章和诗词。技法和意境，是它的两个欣赏层面。技法就是笔法的勾勒执拗和皴擦点染以及墨的干湿浓淡焦，而墨又分泼墨、积墨、破墨等。
中国诗歌大体分为古体诗词和新诗。古体诗词有较为严格的格律要求，新诗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种体裁，起源于20世纪初，到80年代开始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形成现在如朦胧诗、知识分子写作和口语诗等百花齐放的诗坛盛况。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国画、书法、诗词、武术、中医等，都有一种密码式联系。可谓“一物一理耳，惟夫绘事以一物而万理具焉”。几千年历史对中国画的传统既有文化压力，也有时间压力，这促使中国画家和诗人在这种压力下，不断寻找创新突破口。中国画与诗歌，就是最完美的突破口之一。
中国画从传统水墨发展到中西结合又到当代实验水墨，诗歌从古体诗词发展到新诗，这未必是中国文化的优胜劣汰，但却是其传承与创新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必然。明末清初著名画家石涛说“笔墨当随时代”，即是中国画在时代的“随”字中寻找诗意的表达。
中国画技法与诗歌的关系
技法是中国画的第一个门槛，大体分为写意和工笔，二者都遵循南朝齐梁时期画家、绘画理论家谢赫的“六法”，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这“六法”中有两个基本元素，即笔墨和设色，就是骨法用笔和随类赋彩。
笔墨大体有勾勒执拗、皴擦点染。具体说，笔有十八描，墨有积墨、泼墨、破墨等。设色有固有色、环境色和根据画面需要的特殊设色。经营位置则是整体构图和留白等，对应诗歌中的句式、段落和文本。
中国画技法和诗歌技法在专业术语上不同，但在表达的最终意境上却高度契合。两门艺术技法颇多，现将部分特点加以比较，以找到其相通之处。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中，赵文子对叔向所说的“诗以言志”，同样“画以载情”。几千年来，画家与诗人创造的作品不仅表达自己的情志，还积累了异曲同工的技法。
例如，中国画中的骨法用笔，就是作画时对景物加以不同程度的皴擦点染及设色。此技法可使画面更生动，层次上更有空间感。同样，可用此技法修饰诗，如宋代诗人杨万里的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用绘画中的勾勒执拗对应诗中的诗句，画中的“皴”就是诗中的“六月”，“擦”就是“四季”，“染”就是“碧”和“红”。其诗情画意，一切尽在不言中。
又如，中国画中的应物象形，即唐代画家张璪提出的艺术创作理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诗人海子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中写道：“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首诗采用大写意手法，第一句的“明天”和“幸福”如同落墨，不能复笔。笔墨中的“点”，对应诗中的“喂马”“劈柴”“粮食”“蔬菜”等形象，短短数句，说出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再如，中国画中的随类赋彩，是指中国画基本遵循固有色。李可染的山水作品《万山红遍》是根据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长沙》中“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而创作。诗词中的“寒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等，是寒秋山林的固有色，为创作提供了重要元素。画作对应绘画中的随类赋彩，可谓诗情画意、物色并茂的典范。
中国画意境与诗歌的关系
中国画意境需要上升到思想感情层面，需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生活阅历。海德格尔说“诗意的栖居”，同样适用于中国画富有诗意的“可游可居”的意境。
意境是一幅画展现给观众最直接的视觉体验，然后，通过观众的心理定势与这幅画产生共鸣。绘画中的意境，在诗歌中与之匹配的就是诗意。所以，一幅中国画一旦有了诗意，也就是将中国画笔墨技法提升到灵性与玄思的高度。
中国画与诗歌的融合，是中国古典美学对艺术作品关于美的一种自觉追求。《人间词话》（王国维著）中提出：“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此处的“境界”和意境，是特征性客观景物与作者主观情志的“天人合一”，从而形成融洽的美学气氛。
苏轼云：“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因而，中国画与诗歌可称是中国文化的两面旗帜。在诗歌创作中运用中国画表现技法，作者通过诗句表达思想的同时，会呈现出一幅富有特征的景象，使人获得多方面的信息及美的感受，从而提高人的艺术审美能力。
中国画的写意画以精炼之笔勾勒物之神意，不以工细形似见长，是注重大写意的表现和作者情趣统一的一种国画技法。大象无形、形神兼备等观点，充分表现了中国画的审美追求。由此可见，中国画的抒情更能直接体现画家的情志。而抒情也是诗歌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这与中国画和诗歌表达作者情思的特点不谋而合。
齐白石的国画作品《蛙声十里出山泉》，是根据清代诗人查慎行的诗句“萤火一星沿岸草，蛙声十里出山泉”而创作的，涉及艺术上声色转换的深层话题。齐白石智慧地画了一条常见的小山涧，一群蝌蚪顺涧而下。画面通过酣畅的泼墨技法，巧妙地表达了意境。
中国画与诗歌关系的启示
综上所述，中国画与诗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门类，却在理论上有着高度的相通性，在视觉的直接冲击和阅读的间接思考上，由心灵加工达到完美的契合和艺术享受，得到中国文化独有的阴阳虚实、对立而统一的审美滋养。
在中国画创作中发挥诗歌的想象力，会让中国画在技法和意境上皆可拓展出更多可能性。中国画需要意境的思想深度，在美术责任完成的同时多了文学责任；同样，在诗歌创作中适当引用中国画知识，更能深味作品的情状意趣，从而启迪人们发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
无论中国画中的写意画还是工笔画，无论是技法还是意境，都能与诗歌的诗句得到对应。画中有诗、诗中有画，可谓：“画与诗皆士人陶写性情之事，故凡可入诗者，皆可入画。然则画而俗如诗之恶，何可不急为去之耶？”中国画特有的东方审美和表现力创作出的深邃意境，与大自然丰富多彩的超逸之美，深深地感染着每位画家和诗人。每位观众和读者也因此获得美的熏陶、美的感染和美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