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八，赶周口；三六九，赶利溪。大人赶场忙偷闲，小娃赶场忙偷嘴……”当熟悉的童谣再次回响至耳边，才恍然忆起家乡的赶场日。我离开家乡已经很久了，那段朦胧的日子如同一坛被岁月打翻的酒酿，合着今晚朗朗的夜空，铺散开来，勾勒出一幅五彩的画卷。

赶场日，是孩子心中的“节日”。其重视程度，丝毫不亚于过年放爆竹、穿新衣。每逢赶场日，他们前一天晚上就从床头取出平日攒了许久的角票，在昏黄闪烁的灯光中，上面的皱褶清晰可见。不同于大人赶场的繁琐，他们赶场只有一个目的——去小卖部！

小卖部位于场镇的一条老巷子里，卖的东西实在有限，常见的不过两三种有颜色的汽水，一些大城市都未见过的糖果。那些繁华的都市怎会见过小卖部的糖果呢？他们的橱柜里有各式进口的奶糖、巧克力，而我们的小卖部只有一角钱就能拿上两三颗的“个儿糖”。所谓“个儿糖”就是现如今的水果糖。吃了能长个儿吗？孩子们对这些问题从未探究过，似乎也没听人说过，吃了“个儿糖”就长了个子。

“个儿糖”的品牌名称是不重要的，孩子们有自己统一的简便的称谓——“糖”；花花绿绿的颜色也不甚重要，孩子们顺眼一瞥，就能准确地找到货摊上“糖”的位置；他们在乎的是“糖”的味儿，只需鼻子轻轻那么一翕，空气里就仿佛飘满了甜腻腻的香味儿。

他们买上“个儿糖”以后，并不马上吃。先在手里欣赏许久，嗅一嗅它的味道，再心满意足地放进荷包里。荷包有拉链或纽扣，如果没有，就会将其放在手心。可是，放手心或兜里又担心热量太高使它融化。经过一番漫长的思想斗争之后，他们终究选择将它放在一个更为可靠的地方。于是，这群“髦根儿”伙伴开始学着大人祈祷的模样，屏气凝神，双手合拢，但拾起的不是香烛，而是散发着山野芬芳的糖果。做完上述一套必不可少的程序后，他们便战战兢兢地打开那层薄如蝉翼的糖纸，专注的神情，就仿佛在进行一场庄严的仪式。一层一层启开它的外衣，那诱人的香气也就愈发靠近，直到透亮的糖果赤裸裸地出现在眼前。

接下来又是一番别开生面的“进食”仪式。打开以后，他们绝不像天蓬食人参果那般无礼，而是先请鼻子轻轻地靠近它，嗅上几分，待眉头舒展开来，遂用舌尖丝丝地舔上一角，在得到味蕾的回应后，那甜便从舌尖迅速传至口腔的每个角落，再顺着汁水滑至喉头，整个身体似乎都在触动，每一根神经都在幸福地跳跃。平日里嬉笑打闹的孩子在这一刻也变得斯文起来。他们安静地坐在泛青的石板路上，捧着手上的“个儿糖”，就那么一丝丝地舔呀、舔呀，每舔上两下，他们就会举起它仰望片刻，这是个令人陶醉的瞬间。一颗蚕豆般大小的“个儿糖”，有时能吃上一下午。

小时候，我跟随父母去舅公家，舅公家有一女孩，比我大不了几岁。在她家不远处有一小卖部，旁边还有一棵硕大的核桃树，初夏长满了叶子，郁郁葱葱，绿成一片，满是繁华。绿叶好似知我意，遮住了天，也遮住了热，像一块横亘在头顶的巨大屏风庇护着树下这群顽童。偶有蜻蜓飞上枝头，翅膀振动的声音，是如此的轻盈与欢快；知了也间或出来唱歌。

我忘记了我是怎样称呼那女孩的，但我记得她拉着我的手来到这小卖部，她从兜里小心翼翼摸出两角钱，这就是包里的全部重量。然后向柜台上的老爷爷试探性地说道：“爷爷，我，我要几颗糖。”老爷爷犹豫了些许，看着柜台下对他笑吟吟的小人儿，最后还是从柜子上取出一把个儿糖递给了她。她领着我向老爷爷道了声谢，便走出小卖部。我俩坐到核桃树下，她将手里的个儿糖分我一大半。她叫我弟弟，声音不大，却很软、很甜，如同那“个儿糖”的汁水流进心扉一般滋润。吃完糖后，她又带我去她家后面的柑子树下荡秋千——用废棉絮的布条拧成粗绳系在枝干上，便是“秋千”。她在后面轻轻地推，我就自由地在两棵树中来回荡漾。我们的笑声响彻山谷，那是一首幸福的歌儿。

除了母亲以外，那是我第一次从女性身上感受到散发的温情，如雪泥鸿爪在我的心头无声掠过。留下的，是她眸子深处的柔软、清澈。

初中毕业，从大人的谈话间隙，我才知道她在19岁就嫁给了邻村一个比她大十多岁的青年。她是舅公家拾来的养女，也不是我的姐姐，按辈分我该叫她小姨。她现在过得怎样，我已无从知晓。那两棵荡着秋千的柑子树，想必很老了，童年时的一次欢言也早已埋藏在树下，并不复再来。

或许有一天，我会再次拾起童年深处的那片记忆，回到阔别已久的“小卖部”，卸下一切的繁文缛节，朝内屋的老爷爷喊道：爷爷，我有一角钱，能再给我一颗“个儿糖”吗？

我热切地期待着那一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