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布拉姆斯关于文学四要素（作品、艺术家、世界和欣赏者）的论断[1]，历来被学界视为划分文学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重要参考之一。然而，时至今日的文学史写作一直主要是“作者中心”或“作品中心”式的，欣赏者（即读者）维度在整体文学史书写中相对缺失。人们对这种缺失习以为常：作为文学四要素之重要一维的“读者”的缺席，似乎并没有影响文学史的完整性。当然，对笔者提出的读者维度缺失问题，或许有人会反驳，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中对学者和批评家观点的引用不也体现了读者因素的作用吗？在此有必要对读者进行区分。作为整体概念的文学读者至少应包含两大类：一类是包括文学评论家[2]及“权势权威型读者”[3]在内的读者，可总体称之为“权威读者”；另一类是“普通读者”。前者在文学话语场域中占有特殊的话语权力，可以在文学史书写中发声，甚至他们本身就是文学史的编纂者、建构者；后者则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阅读者。在文学史撰写与文学经典建构的过程中，普通读者常常被权威读者代言，其独特的研究价值并未得到严肃的对待。是故，本文要追问和反思的是：普通读者在文学史中的沉默对文学史书写造成何种局限？读者维度何以在现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缺失？文学史的读者研究应怎样展开？以读者维度建构文学史又何以可能？

一、被征用与遮蔽的读者记忆

长期以来，受既有观念的影响，学者往往并不太在意普通读者在文学史研究中的价值，似乎其对文学史建构并不构成实质性的影响。事实上，普通读者的声音在文学史建构中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文学史判断的失准。为了方便论述这一问题，不妨从被学界普遍认可的20世纪80年代是新诗接受的“黄金年代”的论断谈起。

众所周知，当代文学研究界“重返”20世纪80年代的工作早在21世纪初就已开始，那个年代的复杂性被不断地揭示。但其作为文学创作与接受的“黄金年代”的神话，一直留存在许多文学研究者的心中，并规约着80年代文学史的书写和建构。这个现象在新诗史的书写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新诗的边缘化或新诗“读者危机”在今天已成共识。在很多研究者梳理的新时期新诗发展谱系中，新诗正是沿着“朦胧诗—第三代诗歌—九十年代诗歌”的流变曲线，由中心走向了边缘，由被热情拥抱变得无人问津。然而需要追问的是，这种文学史曲线的勾勒，是不是在当下新诗“读者危机”的巨大压力下制造出的新诗曾有过“黄金年代”的神话？在学界对“九十年代诗歌”过于晦涩、圈子化的批判语境下，80年代是新诗接受的“黄金年代”的判断作为二元对应物提出，似乎在整个80年代，新诗都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诗人与社会公众也有着良性互动的通道。

然而，20世纪80年代真如后来研究者和诗人所叙述的那样存在过一个“全民”读诗写诗的热潮吗？当时的一些报道确实与此种回忆相符[4]，但也有一些则截然相反。1984年一篇文章中的“读者调查”，对此“黄金年代”的历史叙述构成了强烈的挑战：“某大学中文系一个班，近五十名学员，可以说都是程度不同的文学爱好者，但经常订诗歌刊物的仅有一人，称得上爱好新诗的大约三人，碰上诗歌刊物（包括文艺期刊首页）随便翻翻的不上十人，根本就不关注新诗的在二十人以上。……某县，二十多万人口，一九八四年三季度订阅各类文艺期刊2557份，其中，诗歌刊物仅32份，占1.2％。一般反映是，对诗歌刊物（如《星星》）发表的诗，看不大懂，也觉得较散较长。”[5]80年代作为新诗的复苏期与艺术探索期，相对于此前，其创作的繁盛是毋庸置疑的，然而那个年代是否是诗歌的“黄金年代”则存在诸多疑问。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后期，《诗刊》及各类诗集的整体发行量表明，新诗在读者中的影响是持续下降的。据艾青称，《诗刊》70年代末的销量达四十万册[6]，而至80年代中后期，《诗刊》发行量降至十余万册[7]。诗集的销量更是整体出现了跳水式下跌，从70年代末的单本数十万册、几万册，跌至80年代初的平均约两千册[8]。在此背景下，朦胧诗的“市场表现”相对来说并不算差，《朦胧诗选》曾获1985年畅销书奖。与此同时，第三代诗歌运动也以一种夸张的方式给诗坛造成一种“中兴”乃至繁荣的印象。1985年中国公开发行的诗刊、诗报超过二十家，而至1986年“现代诗群体大展”时，“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9]。然而，诗刊种类的繁多仅能证明诗坛内部的繁荣。事实上，全国各种正式出版的诗刊、诗报的“总发行量还不及一家声誉中等的青年杂志”[10]，更遑论非正式出版物了。

上述材料至少从数据层面说明，以朦胧诗与第三代诗歌为代表的20世纪80年代的新诗接受神话并不如后来人们叙述的那么辉煌。对于80年代作为新诗接受的“黄金年代”的想象，显然是一种历史的误认。而误认的产生，或源于文学史叙述对普通读者记忆（从80年代初开始对先锋诗歌的拒绝以及对大众抒情诗的追捧）的遮蔽与征用。对历史的任何想象与叙述必然有其根源，既然我们从朦胧诗与第三代诗歌的接受史中并不能找到80年代是新诗的“黄金年代”的确切证据，那么是否可以从读者端入手，寻找“黄金年代”的历史本事？事实上，“黄金年代”是一幅由多重记忆组成的文学史叙述拼图：一是对1976—1978年间全国性诗歌接受盛况的历史记忆的挪移，二是对80年代至90年代初普通读者接受抒情诗记忆的征用。

先谈第一种。现有文学史对新时期新诗历史起点的描述，多只谈“崛起”，不谈“危机”。事实上，“诗歌危机”是新时期新诗起步期不可回避的现实与理论背景。“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这句常被形容20世纪90年代及其后诗坛的流行语，实际上早在1979年之前就已经在诗坛广为传播[11]。而后来被叙述为体现80年代新诗繁荣的1980年“南宁诗会”[12]，正是“从诗歌危机谈起”的[13]。“南宁诗会”在促进新时期新诗艺术发展的同时，也奠定了此时新诗已步入“读者危机”期的基调。换言之，新诗受广大读者欢迎的所谓“黄金年代”，早在1980年就已结束了。七八十年代之交的诗人和诗评家对1976—1978年间诗歌与社会广泛互动的描述，更符合人们对诗歌“黄金年代”的想象。

文艺政策的转变与文艺机制的驱动，为新诗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提供了条件[14]。在1976—1978年间，新诗成为人们宣泄情感、表达批判不可或缺的文艺形式。面对1979年中国社会对新诗的冷漠乃至鄙弃，柯岩曾回忆此前两年新诗为广大读者欢迎的情形：在“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中，“人们看到这些诗，大声朗读，高声背诵，喜形于色，奔走相告”；在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各地开展诗歌朗诵会更是盛况空前，“常常是广告一登出去，就有人半夜排队来买票，常常是挤得民警来维持秩序”[15]。同时，青年诗人大胆批判现实的诗歌，在社会上也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如李发模《呼声》、叶文福《将军，不能那样做》、熊召政《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等。这些诗作一经发表就引起巨大的反响，寄向编辑部的读者来信更是数不胜数。然而，由于这些“青年诗人”并不属于现代主义或新诗潮的序列，在新时期新诗史的叙述中被逐渐边缘化。从“南宁诗会”及其后诗坛对新诗接受状况的记录来看，新诗接受上的“黄金年代”并未越过1980年，而是停在了70年代末。诗人及诗评家后来对80年代诗歌“黄金年代”的指认，或许源于对这两段记忆的混淆。

“黄金年代”神话生成的第二个原因，是文学史叙述者对同时期普通读者记忆的征用。20世纪80年代诗歌在中国社会的“复兴”，大致体现有二：一是大陆本土诗歌探索的开展，二是港台地区诗歌的引入。“南宁诗会”后，诗人和批评家对于新诗“边缘化”的担忧，主要指向中国大陆诗坛内部，即被冷落的主要是属于“诗坛之内”的作品，如先锋诗人的诗，而三毛、席慕容等台湾地区作家的作品及其接受状况则没有纳入他们的视野。事实上，如果说80年代确实出现过诗歌热潮，那么除“朦胧诗热”外，在当时影响范围更广、受众更多的是“三毛热”“席慕容热”，延及90年代初的则是“汪国真热”。即便获1985年畅销书奖的《朦胧诗选》，最终累计销量也不过30万册，与此相对照的是，“有人将席慕容的诗集印了近二百万册”[16]。面对席慕容等人诗歌的销量奇迹，有诗人羡慕而无奈地感叹：“如果每个诗人的诗集印两千册，不就解决了一千个诗人的问题了吗？”[17]在大众文化或消费文化还未完全勃兴的80年代，诗歌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读诗、写诗成为大中学生的重要活动之一。这一现象曾被后来诸多作家、学者津津乐道。但更有意味的问题是，大部分学生阅读与模仿的，并不是朦胧诗中的晦涩之作或第三代诗歌，而是舒婷、席慕容等人更易于理解与接受的诗歌。席慕容等人的诗歌在80年代的流行，可算是那个时代作为诗歌“黄金年代”的证明，只是这部分属于普通读者的记忆，却被新诗史对现代主义脉络的叙述所征用。

诗人希梅内斯“献给无限的少数人”一语，经翟永明引用后[18]，成为20世纪90年代及其后先锋诗人为诗歌接受窘境辩护时最常使用的说辞。然而，正是自朦胧诗以来“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的诗歌，成为新时期新诗史叙述的主潮。新诗接受上的“黄金年代”，被文学史的叙述征用来指称80年代先锋诗歌的境况，然而参与制造“黄金年代”的普通读者却在文学史中缺席了。显然，普通读者所创造的文学历史并未被文学史忠实记录，相反，其集体记忆却被文学史“篡改”了。

二、读者在文学史叙述中的显与隐

如果我们承认文学史应对历史中的文学活动进行真实、全面的记录，那么基于上述事实与推论的质询就变得无法回避：何以“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的诗歌进入了文学史，而为更多读者欢迎的作品却被文学史遗忘？普通读者的选择与记忆被文学史叙述征用或遮蔽，实际上是读者维度在文学史叙述中缺失所造成的。那么，读者维度为何没能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的视野？现有的文学史又何以几乎总是作者中心式的？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实践进行一番简单回顾，答案并不难寻得。

中国新文学初创期的自我建构与其后的新文学史写作，两者对于读者的文学史权力的重视程度颇为不同。正如我们所见，新文学史以及其后的各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往往是作者中心式的，然而在新文学诞生期，其倡导者却正是通过引入读者维度重写古典文学史，并完成自身合法性的建构的。

在以中国古典文学观念为理论基础的早期文学史著作中，无论是古代已有的类文学史著述，如《文心雕龙》《诗品》及“艺文志”“文苑传”等，或是现代最早出现的以“文学史”命名的著作，如林传甲、黄人等人的《中国文学史》，有关读者的问题不会对这些文学史的叙述与判断构成挑战。甚至可以说，读者是一个无须在这类文学史中讨论的问题。因为中国古典文学观念影响下的文学史书写，往往以诗文为正宗，并不注重小说、戏剧等杂文学。在前现代社会，诗文的创作与阅读是在封闭的文化权力圈层内运行的。在文化权力相对集中的前现代社会，文学作为文化资本的稀缺性决定了作者与读者几乎是二位一体的，他们共存于同一个文化权力圈层中，也共享一套相对稳定的有关“文学”的共识系统。因此，读者因素在文学史叙述中并未凸显。

读者因素真正被文学史研究者意识到并作为一种视角纳入重构文学史的学术实践中，始自西方文学观念的输入。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史书写实践及其转型中，学界一直更关注和强调西方文学观念扮演的重要角色。从20世纪初林传甲、黄人等人的《中国文学史》，到二三十年代胡适、冯沅君、陆侃如、郑振铎等人的大量容纳了古代“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的中国文学史著述，显示着入史标准在中西、新旧文学观念碰撞下由“杂而泛”走向了“纯而精”的过程。中国传统以诗文为正宗而又囊括经史子集等的大文学观念，应用于最早的现代文学史写作时，的确让文学史显得过于杂芜，离“文学”过远。像林传甲1904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涉及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内容，与今天常见的文学史写作有很大差异。是故，西方文学观与文学史观的引入，一定程度上对文学史进行了现代化的提纯。

然而，当我们从冲击古典文学观念本位与文学权力的角度来看20世纪初期的文学史写作实践时，又会发现伴随着西学东渐、文学观由“杂”而“纯”的过程，同时存在着文学入史标准由“纯”而“杂”的反向位移。推动这一位移的重要因素，正是文学史家对历史中的读者的关注和借重。读者因素的嵌入，为“五四”前后的新一代著史者以文学史撬动旧有文学权力体系提供了支点。中国古典的文学观念将小说、戏曲等几乎排除在文学之外，盖因其并不属于封闭的文学文化权力圈层所认可的“正统”文学。西学东渐在推动文学观念更新的同时，也为著史者带来了将普通读者的选择纳入文学史叙述的视野，将小说、戏曲等不登大雅之堂却为引车卖浆者所喜爱的文学推至台前，意味着读者维度作为革命性和先锋性的力量被文学史借重。科举制的废除、新式教育的开展、小说及其读者的兴起，共同对传统文学观念构成强有力的冲击。于是，文学史家得以借助历史中的读者维度，将原来处于边缘的、甚至不属于“文学”的小说、俗讲、变文、戏曲等纳入文学史叙述。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的文学史著述又暗合着文学入史标准由“纯”而“杂”的趋势。

这种对读者的借重，在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比如，胡适对白话文学史的梳理，虽然主要是为其白话文学观与文学进化论寻找历史依据，但其对白话文学的张扬，同样是一种从读者视角重构文学史的尝试。在面对“何以我们中国的文学不能代表时代”的提问时，胡适的回答是，此乃“错读了文学史”，“其实你看的‘文学史’，只是‘古文传统史’”[19]，这等于提出古典文学场中作者与读者处于因袭与自循环状态，而场外的广阔民间却有“不肖子”正作着能代表当世的白话文学。尽管胡适并未明确提及普通读者与白话文学之间的关系，但他正借助了历史上普通读者的视角，将原本为正统文学所排斥的白话文学纳入了文学史。胡适对方苞、姚鼐与吴敬梓、曹雪芹的文学史地位的颠倒，不单是基于文言与白话文学观念的对立，也隐含着两种文学合法性系统的对立，前者来自以诗文为正宗的古典文学团体内部，后者则来自外部，且主要来自非权威读者的支持。又如，郑振铎的俗文学研究亦重视读者对文学史重构的作用。郑振铎明确断言，“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俗文学，“不仅成了中国文学史主要的成分，且也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中心”[20]。不难看出，郑振铎对“中国文学史的中心”的重新定义，正基于对“大众所嗜好”的尊重，亦即对读者的文学史权力的尊重。

可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文学著史热潮中，读者作为批判旧文学的有力武器，被“请”进了文学史。当然必须指出，他们对读者的文学史主体意义的发掘与借用，并非完全出于学术自觉，而主要缘于文学观念博弈的需要。所以，事实上，一旦落实到他们具体的中国文学史著史实践中，读者并未真正拥有地位。随着中国文学史的现代著述体例逐渐成型，作为批判性力量被引入的读者渐渐被遗忘了。

尽管如此，胡适、郑振铎等人的中国文学史叙述尚能不自觉地借助历史上的读者的视角，但读者因素在后来的新文学史叙述中则几近完全缺失。新文学史叙述是一种以新文学运动主要人物为中心[21]，以运动参与者的创作和行动为主要内容的作者中心式的“文学革命史”[22]。这种作家中心的叙述模式，成为此后文学史叙述的主流，未给读者留下应有的表达空间。这种“文学革命史”叙述方式在1949年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又被“革命的文学史”叙述方式所替代，在这一历史叙述中，新文学史“必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23]。尽管文学史的叙述主体由“启蒙者”变成了“革命者”，但其“作者中心”的叙述策略没有改变。其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对于既有文学史叙述的再反思，均未曾打破这种作者中心的叙述范式。

三、“最后一公里”的鸿沟

随着西方接受美学思潮的输入，接受史一度成为文学史研究的热点。这为文学史书写更新提供了新的视角，肯定了读者在文学史中的积极意义。但遗憾的是，学界现有的接受史研究实际上仍与绝大多数的普通读者无关。它既未解决文学接受中作家作品与普通读者之间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也未能从读者本位重新思考文学史，读者最终还是成了经典秩序的历史注脚。“最后一公里”概念，多用于交通运输业，例如近年来兴起的共享单车，旨在解决两点通勤中公共交通无法覆盖的部分。类似地，现有接受史论述的范围也未能覆盖文学接受中关键的“最后一公里”。在对文学接受活动进行研究时，至少有三处节点非常重要，即重要批评家等权威读者的论述、作品的传播途径、普通读者的最终接受状况，亦即批评、传播和大众接受等三个环节。数十年来的诸多“接受史”研究论著，实际上更接近批评史、研究史或传播史，仍未解决普通读者的接受终端问题。

在诸多接受史著作中，以批评史或研究史替代接受史是最为常见的现象。此类接受史研究已经形成了一种相对固定的范式。在梳理某作家或作品的接受史时，论者通常以不同时代的文学思潮为经，以研究者、批评家等权威读者的论述为纬，构建作家作品的经典化路径。此种叙述模式的运用，又以古典文学接受史尤其是诗歌史最为常见。如前文所述，古代相对封闭的文学圈层保证了这种将“批评史”等同为“接受史”做法的相对有效性，某个时代重要批评家的判断可以作为阐述接受状况的主要依据。然而，此类研究范式运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时，则不可避免地遮蔽普通读者在文学史中的建构功能。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接受史研究与读者研究的已有成果相对较少，现有的小说接受史、新诗接受史研究尽管在文学经典化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的探索，但也留下了进一步解决读者终端问题的空间。现代经典作家作品是如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是文学接受完整链条中重要的一环，也是非常重要的学术问题。批评史和传播史研究，对于构建真正的接受史而言，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但它们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真正的接受史。批评是文学接受的开端，大众传媒是其途径，而读者则是其终点。

现有的接受史无法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不仅是由于技术问题，也与文学史研究模式有关。从作者中心的现行文学史架构出发，寻找经典作品的接受史，则难免最终止于批评史与传播史，无法真正弄清楚读者如何接受文学作品。接受史的局限告诉我们，将读者与文学接受现象附着于现有的文学史研究，无法让读者在文学史中发声。而将读者作为一种方法与视野，真正“从读者出发”，不失为一种建构文学研究新维度的尝试，或许能有效地激活文学史更新的理论潜力。

四、“读者维度”的合法性

以读者为主体与视角重新观察和叙述文学史，必然面临来自传统治史范式的质疑，即读者作为文学史叙述主体的合法性从何而来。事实上，笔者认为至少可从三个方面为读者的文学史叙述主体地位辩护：一是文学史除了叙述文学流变的任务外，还应全面记录以文学为中心的社会文化活动，在此意义上，读者理应成为文学史的重要内容；二是文学作品的生命诞生于作家的创作，存在于读者的阅读，生成史与效果史对阐释文学作品来说，应该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三是当下因文学读者流失而产生的“文学危机”，有必要将文学与读者之关系重新问题化，这形成了以读者为视野进行文学史研究的现实召唤。

首先，第一个方面实际上涉及对“文学史”概念与功能的不同理解。关于“文学的历史是什么”的问题，其实并不容易回答。一般来说，文学是指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语言艺术，而文学史则是对此定义下的文学的演变历史的叙述。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传统文学史正是在此文学史观下，将“文学的历史”叙述为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产物的文学的发展演变史。因此，传统的文学史书写更关注文学作品的生成，作家的精神世界以及作家作品之间的影响关系。这种文学史关注的是文学作品序列内部的变迁，而忽视了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面向。如果我们承认对文学历史的追溯并不仅仅为了探求“文学文本”的内在规律，同时也是对作为一种人类精神文化交流活动的文学历史的整体观照，那么文学史研究就不应局限于文本或作者之内。因此，“文学史”中的“文学”，也可以指以文学作品的生产、传播、接受为中心的整体文学生态，而文学史则是对这一文学生态的描述。在此框架下，读者是构成文学生态的重要一维，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学史主体地位。读者的文学活动历史，理应得到记录。

其次，德国康斯坦茨学派建立的接受美学，为第二个方面提供了依据。文学作品并非甫一问世就立刻产生影响，文学思潮亦非刚刚兴起就能在社会上产生反响。文学作品的问世与影响的发生之间往往存在时间差。很多时候，一部尘封的著作，在千年后方得以重见天日，从思想史或文学发生史的角度而言，该著作的生命自然始于千年前，而从社会史与读者史的角度而言，一部作品如果没有被阅读，未对读者产生影响，则其生命恐怕只能从“出土”之日算起。具有物质与精神文化双重属性的文学作品，其社会存在的时间起点并不等同于其物质层面的生成时间，作品的生成史与效果史作为文学史的两个维度，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接受美学正是从生成史与效果史的时间错位出发，挑战了传统的文学史范式。卡尔·科赛克认为：“作品是作品并且作为一部作品而存在的理由是，它要求解释并且在多种意义上发挥‘作用’［影响］。”[24]接受美学对文学效果史的重视并不是希望补充传统的文学史，而是试图在本体论层面颠覆传统的文学史。按照尧斯的观点，文学作品历史意义的生成及文学史叙述的可能性必然包含读者的参与。“仅当作品的连续不仅是通过生产主体而且也是通过消费主体——即通过作者与读者的相互作用——来传递的时候，文学艺术才获得一个具有过程特性的历史。”[25]接受美学颠覆了忽略效果史的、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文学史叙述原则，从理论上确立了读者作为文学史叙述主体的合法地位。

最后，纯文学读者流失的现实焦虑，“文学消亡论”的不绝于耳，更凸显了读者之于文学和读者维度之于文学史的重要性。克罗齐的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26]提示我们，历代学者对文学史的不断重写，不仅源于学者的求真意识，更源于求解现实困惑的理论冲动。以读者为主体重构文学史的现实理论依据，正是对当下文学面临的合法性的质疑。近代以来，大众媒介的兴起，制造出了一个极为庞大的现代文学读者群体，并将读者推入文学史的发展进程中。经济运行规律开始前所未有地介入文学，作为消费者的普通读者成为文学合法性讨论中无法忽视的因素。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解除了古典正统文学与传统政体间的合法性联结，庞大的读者群体可以凭借其体量与声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文学的评判。自此，文学的合法性不再仅仅与作家作品以及政治相关，还要接受来自消费者（读者）群体的诘问。新时期以来，随着政治因素在文学领域中的影响力逐渐减弱，经济规律与读者效用在文学场中的影响愈发明显，随着大量读者“逃离”“纯文学”，文学亦走向边缘，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作为文学危机最重要的表征之一，读者的冷漠已经引起了理论家的重视。因此，以读者维度重构文学史，重新探讨读者与文学合法性之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五、“读者文学史”何以可能

读者应在文学史研究和叙述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如何将读者因素有机地整合进文学史整体叙述中，仍有大量的理论难题与技术问题需要解决。而以读者为主视角，进行“读者文学史”的建构，或许是更具实践意义的一种尝试。马以鑫《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正是从尧斯关于文学史的论述中得到启发，有了“将读者来信、读者反应等一大批各个不同阶段的反馈纳入文学史……构成一部读者文学史、文学接受史”[27]的设想。该著提出，“所谓‘读者文学史’就是以接受者为主体的文学史，它完全不同于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结构的文学史”[28]。马以鑫在发掘读者相关史料方面做出了贡献，他提出的构建“读者文学史”的理论设想，为从读者角度重构文学史进行了极有意义的初步探索。然而遗憾的是，因为普通读者相关史料的缺失，著者写作思路重心发生了位移，普通读者的影响和价值无法体现，其导论里的设想基本上没有实现，最终仍是以描述现代文学接受观念流变为主的接受理论史。

那么，“读者文学史”该如何建构？书写“读者文学史”必须解决三个基础性问题：谁是读者、如何叙述、材料何来。第一，现有的读者接受研究中常出现的以批评史和传播史代替接受史的现象，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未有效区分读者群体导致的。权威读者往往被当作读者的代表，遮蔽了其他读者群体。进行“读者文学史”研究的第一步，应结合不同历史时期读者群体的社会身份与文学能力进行有效分类。只有首先确认读者的身份，读者才有可能在文学史中真正发声。本文将读者群体区分为权威读者与普通读者，以此展开对传统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文学史与以权威读者为中心的文学接受史的反思。然而，仅仅使用“权威读者”或“普通读者”这样的概念还不能很好地适用于“读者文学史”研究，它将因过于笼统而失去叙述上的准确性，也无法凸显权威读者或普通读者内部存在的丰富性、差异性。所以，在“读者文学史”研究中，不仅要注意权威读者与普通读者的区分，而且应当根据不同的时代，进一步细分读者的社会身份、年龄结构、审美倾向、文化趋向、阅读选择以及他们与文学场的互动关系等，为“读者文学史”的研究与叙述确立明确的主体身份。

第二，以读者为中心叙述文学史时，应尊重历史中的读者的群体选择和风习转变。其关键问题有二，即确立叙述的时间轴和区分叙述的主次。传统的文学史往往以文学发展史为时间轴，又以经典作家作品为叙述重点。而“读者文学史”应以各时代读者的整体文学阅读选择和风习变迁史为主轴。朱立元认为：“文学史的研究，应当站在这样一个制高点上：不只是按照历史顺序罗列一些已有定评的作家、作品，而是从中把握与总结民族的审美观念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发展脉络，不只从描述、分析作家、作品的成败得失上，而且从读者反应、批评的角度去总结这种发展脉络。”[29]探寻“民族的审美观念和文化心理结构”无疑是很多学者研究文学史的初衷之一，但落实到实践中，著史者往往将其简单等同于文学家的精神传承、文学作品的审美特征。必须指出，伟大的作家作品对“民族的审美观念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形塑当然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但前者并不必然代表同时期民族的整体审美水平和特点。事实上，在很多时候，伟大的作家作品往往与时代整体审美水平不一致。因此，如果我们要对“民族的审美观念和文化心理结构”做历时性考察，就不得不重视更为广大的群体——读者——在具体时代中的审美选择，而非完全依赖作家的单一眼光。此亦是对第一部分中文学史错位问题的回应，探究民族审美观念的基础应是对历史上读者群体选择的正视和阐释。因此，历史中读者的阅读风习及审美变迁应当成为“读者文学史”叙述的纵轴。

第三，建构“读者文学史”，需要建立新的读者史料观念及运用新的读者史料搜集整理技术。对研究者来说，全面搜集和运用读者史料非常困难。从接受史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与文学接受史著作留下的遗憾不难看出，读者史料的稀缺是阻碍“读者文学史”研究开展的技术难题。所谓“读者史料”，即与历史上读者文学阅读活动相关的一切史料。接受史研究对权威读者所留下的史料，如文学评论、书话等关注较多，但对普通读者所留下的痕迹不够重视。近代以来，大众媒介的兴起使普通读者逐渐拥有了在文学场中发声的能力，大量刊出或未刊的编辑部“读者来信”、各种民间阅读笔记，以及互联网时代出现的各种读者评论，都为研究读者群体、建构“读者文学史”提供了史料基础和研究契机。传统的文学史料学对普通读者的相关史料关注不够，而读者研究与“读者文学史”建构工作的展开，则必须从全方位打捞读者史料开始。

当然，这仍是较为传统的治史料的方式。而读者史料稀缺问题的突出，恰恰也和这种传统的史料搜集方式有关。面对这一数量庞大的读者群体，学者不应止步于史料搜集的传统方法，事实上，对于史料的数据化处理和深加工是更重要的工作。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计量史学，揭示出数理统计方法之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计量研究方式应用于史料挖掘整理，尤为契合，而数据性史料及其处理在读者史料研究中更能显示出优越性。比如，文学作品的销售情况、读者的购买能力等数据往往比单个读者的文字陈述更能反映某一读者群体的整体特征。又如，对不同读者群体之间、读者与作家作品之间的历时性数量关系进行统计和分析，也是揭示其相关性或影响关系的重要方法。

近年来发展迅猛的大数据技术，在未来的“读者文学史”建构和研究中大有用武之地。现代商业销售中利用大数据分析建立的“用户画像”模式，正可以成为整合零散读者信息、构建数据化“读者画像”的有力工具。将眼光仅仅局限于（纸质的和文字性的）实体史料，则历史中的读者信息确乎驳杂而分散，而如果充分恰当地运用数字人文的思路和方法进行整合，则不仅能化零为整，更能突破现有史料的阐释限度，从数据中发现新的事实和规律，以及呈现可视化、确证性的历史轨迹[30]。

总之，传统文学史研究或囿于研究理念的惯性，或受困于史料与技术的局限，难免对读者的文学史存在状态、读者的文学史主体价值有所遮蔽。因此，以往的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文学史，或许可以称为“半部文学史”。“文学危机”的现实理论背景与数字人文研究的兴起，为“读者文学史”研究提供了问题意识与技术支持。将来的读者研究与“读者文学史”建构，至少应该包含三重学术期待：读者史料的钩沉与读者文学行为的研究是对现有文学史拼图的重要补充；“读者文学史”的建构，将构成对现有文学史经典序列、文学史叙述方式，甚至文学史叙述伦理的挑战；从读者层面对文学的社会存在进行历时性反思，最终指向“什么是文学”的本体论问题的质询。可以预见，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未来契机之一，或将潜藏于文学史读者维度的建构中。

注释：

[1] 参见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郦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王宁校，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2] 文学评论家，也就是赛格斯所说的“特权阶层读者”，参见瑞恩·赛格斯：《读者反应批评对文学研究的挑战》，史安斌译，《文艺研究》1993年第2期。

[3] 赵平在《论权势权威型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复旦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中提出“权势权威型读者”的概念，“权势权威型读者是这种类型的读者，由于他们在身份和政治权力上的特殊地位，而有别于一般消遣型、学习型和研究批评型的读者。他们对作者及其作品的解读、批评和批判，主要具有一种政治思想上的影响力，或文学学术上的影响力”。权势权威型读者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与“特权阶层读者”同样属于有能力在文学史中发声，甚至足以左右文学史发展的读者群体，这一点在现当代文学史书写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4] 1983年，时为复旦大学诗社成员的许德民接受《解放军报》采访时称：“近两年来，复旦大学掀起了诗歌热，五个月发售诗集五千册，不久前，学生会还对学生的近十种爱好诸如：体育、绘画、音乐、戏曲等作了调查，得票最多的是舞蹈，赫然名列第二的便是新诗。”（《本报诗歌作者座谈会带来信息，新诗受欢迎 进入繁荣期》，《解放日报》1983年3月13日）这一报道与多数人对诗歌“黄金年代”的回忆或想象颇为相符，中国新诗似乎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一股热潮。

[5] 曹纪祖：《新诗的危机与解脱》，《星星》1985年第1期。

[6] 艾青：《新诗应该受到检验》，《文学评论》1979年第5期。

[7] “据邮局统计，《诗刊》一九八七年征订数由一九八六年的近十二万增加到十四万。”（《诗刊》1987年第2期）

[8] 《诗歌出版发行中的情况和问题》，《诗刊》1981年第10期。

[9] 《中国诗坛1986 现代诗群体大展》，《深圳青年报》1986年9月30日。

[10] 杨光治：《有希望的出路：诗为当代中国读者而作——新诗十年的回顾和展望之四》，《当代文坛报》1987年第4期。

[11] 艾青在《新诗应该受到检验》中就已提到“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并指出这种判断不唯中国独有，苏联亦有类似的说法，如“苏联诗人多，每张树叶都有二十个诗人在写”。

[12] 洪子诚说：“当时参加诗歌讨论会的时候，为了一个诗人的评价，为了一个诗人的地位，为了一首诗的评价，很多人都彻夜不眠，争得面红耳赤，那种热烈的气氛在90年代中期以后，或者说在我们这个消费时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洪子诚：《诗歌的边缘化》，《东方丛刊》2007年第2期）

[13] 公刘：《从“诗歌危机”谈起》，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编：《新诗的现状与展望》，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页。

[14] 关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文艺政策与当代文学制度的变化调整，参见笔者的系列论文，包括《时代的钟摆：论八十年代文学制度的重建》，《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文学批评与20世纪80年代文学制度的重建》，《文艺研究》2017年12期；《体制的“磁场”：文学评奖与20世纪80年代文学制度的重建》，《文学评论》2017年第6期；《文学机构的恢复与重塑：80年代文学制度研究之一》，《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7年第1期；《文学媒体的发展与文学制度的重建：80年代文学制度系列研究之一》，《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5期等。

[15] 柯岩：《为新诗和文艺队伍说几句话》，《诗刊》1979年第12期。

[16][17] 杨光治：《诗歌往何处去》，《诗刊》1993年第7期。

[18] 翟永明：《献给无限的少数人》，《南方文坛》1998年第3期。

[19] 胡适：《白话文学史》，《胡适文集》第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页。

[20]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页。

[21] 如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王丰园《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等，均以“运动”为题，侧重对“新文学运动史”而非全面的文学史的论述。

[22] 嵇文甫评价第一部冠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名的任访秋著《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时，认为这是“活生生的一部文学革命史。”（嵇文甫：《序》，《任访秋文集·现代文学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23]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开明书店1951年版，第1页。

[24] 转引自汉斯·罗伯特·尧斯：《文学史作为向文论的挑战》，伍晓明译，胡经之、张首映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页。

[25] 汉斯·罗伯特·尧斯：《文学史作为向文论的挑战》，《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3卷，第148页。

[26] 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

[27][28] 马以鑫：《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第8页。

[29] 朱立元：《接受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0页。

[30] 近年来，已有学者将数据统计的方法运用于文学史研究中，如丁帆、赵普光《历史的轨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七十年的实证分析——以论题词词频的统计为中心》（《文艺研究》2019年第9期）等论文是新的尝试。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百年中国书话重要文献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批准号：19AZW018）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