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生全：宜宾号称“万里长江第一城”，万水归宗，长江到达这里，始自有了从容的气度和开阔的气象，有了五粮液，有了蜀南竹海，有了李庄，有了僰人和哪吒。宜宾的山水胜景和文化渊源，显然对宜宾的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请您谈谈这种影响。

杨角： 拥有 4000多年酿酒史，3000 多年种茶史,2200多年建城史的宜宾，金沙江、岷江在此交汇成长江，浩荡东去，横贯全境。人与自然数千年和谐共生，相互顺从，形成了厚重的大河文化、酒文化，别具一格的哪吒文化、僰人文化，等等。

570万宜宾人，栖居三江六岸。一条大河潜移默化，使他们骨子里有一种形同流水的开阔胸襟和宽广视野。从性格上说，受大河文化影响，他们与同在长江边的泸州人、重庆人、宜昌人更为接近，有着豪放的天性。我曾无数次站在金沙江北岸，看向家坝水电站的泄洪口，那奔涌而出的江水与岸上的宜宾人多么相似，那是一种不管不顾的孤勇。

大河文化也有人把它叫“码头文化”。说到它，容易让人想到“袍哥”这个已经消失的特定组织，想起那句口头禅：“袍哥人家，从不拉稀摆带。”“袍哥”已经不存在了，但“袍哥”豪爽、义气的品格却部分地留了下来。它和独特的酒文化相互融合，促成了宜宾人热情好客、敢于担当的独特性格。

这些文化出现在宜宾作家的作品中，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评论，都带着某种厚重、开阔、畅快的色调和地域“胎记”。

 张生全：宜宾市委、市政府以及相关主管部门，在繁荣文学创作、出人才出作品上，有哪些举措?

杨角：宜宾市委、市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宜宾文学的发展，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市民政局等业务主管指导部门，对繁荣宜宾文学，特别是在“出作品、出人才”上给予了多方面的指导和支持。就我个人的记忆，至少有以下几点：

一是方向引领，政策扶持。1995年。宜宾设立“阳翰笙文艺奖”，每两年一届，对本地文艺精品进行奖励。去年，宜宾又印发了《宜宾市2023—2024年重点文艺创作生产计划》。其中，每年都有对文学类作品引导支持的重要举措。二是强化保障，资金支持。多年来，市委、市政府对市作协的工作经费、内刊经费、专题活动经费，都给予了足额保障。三是围绕中心工作为广大作家搭建平台。市委宣传部、市文联经常组织作家围绕中心工作开展专题文学创作，举办文学赛事，成果丰硕。同时，对重大文学题材创作，实行政策扶持。四是加大对重要作家重点作品的宣传推介。近十年来，多次召开重要作家重点作品专题研讨会，在本地纸媒开设专栏，进行重点宣传推介。

张生全：我看了宜宾文学近十年来的总结报告，为宜宾作家们在十年间取得的成绩感到惊讶。请谈谈近年来宜宾有哪些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这些作家作品都有怎样的特质?在哪些方面取得了突破?

杨角：宜宾作家人才辈出，数点他们，难以取舍。截至目前，共有四位作家获得过四川文学奖。

老作家潘寄华，一直致力于儿童文学创作，著书无数，获奖无数。散文家陈明云，一至三届四川文学奖获得者，被《当代四川散文史论》赞为“乡村散文的圣手”。刘火，四川文学奖获得者，涉猎小说、散文、评论、诗歌、书画，近年来潜心文史考证，涉猎广泛，多边跨界，建树甚丰。小说家周云和，已出版文学著作20余部。作品发《当代》《十月》《中国作家》《北京文学》等，曾被《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作品与争鸣》等转载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展播。中篇小说《水哥》获2016年度十月文学奖特别奖，中篇小说《调研员》获第八届四川文学奖，长篇报告文学《水拍金沙》获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另外，评论家曹家治，也是四川文学奖获得者。

2016年，宜宾白花镇麦笛、汪涛、孟松等四位诗人组诗同登《诗刊》第4期。此事在宜宾引起过小小的轰动，写进过当年省作协的年度工作报告。2019年，90后诗人高亮组诗《这一刻》登上《诗刊》头条，市作协赓即为他召开专题研讨会，来自云贵川渝的评论家、诗人及时给予鼓励和鞭策。高亮也在当年市政府“阳翰笙文艺奖”上荣获最高奖特等奖。

今年4月，我市青年作家郎麟，历时七年，采访上百人，邮件往返多个国家和地区，由漓江出版社隆重推出实录抗战时期中国“史语所”在李庄的非虚构文学集《关山万重》，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张生全：宜宾的文学发展比较均衡，在各种题材上都有拿得出手的代表作家作品。同时，作家年龄结构上也呈现极好的梯次配搭。从宜宾走出去的阳翰笙、张新泉等，作家远近闻名，老中青作家潘寄华、刘火、陈明云、周云和、杨角、麦笛等人创作力旺盛，宁航一、雷蕾等青年作家也已经崭露头角，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宜宾文学的饱满和开阔。请问宜宾是如何做到“江山代有才人出”的?

杨角：事业发展的核心是人才问题，文学也不例外。要实现文学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人才的培养尤显重要。这些年宜宾作协下大力气抓了以下工作：

一是狠抓作家队伍的梯次建设。2014年我在鲁院学习时，陕西省由省委宣传部领导和作协主席贾平凹带队进京，专题召开作家队伍梯次建设研讨会，同期又得知云南、山东也有类似做法，这从侧面告诉了我，作家队伍梯次建设的重要性。回宜后，我首先在诗人队伍中试着做这项工作。通过近十年的努力，如果以十年为一代的话，那么目前宜宾的诗人队伍从20 世纪40年代到新世纪初的七代诗人代表都凑齐了，每个年代都有拿得出手的诗人。

二是狠抓氛围营造。我始终相信，一个地方的文学氛围浓厚，如灶塘里的火，湿柴进去也能燃烧；反之，如果氛围弱了，干柴进去也会熄灭。

三是狠抓文学传承。借鉴警察队伍师徒结对子推行诗人“老带新”活动，一个老诗人带2-3个年轻的新诗人。

四是狠抓青年优秀作家的发掘培养。将他们推荐到鲁迅文学院、巴金文学院深造，并成为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等等。

据不完全统计，十年来，宜宾作家在《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十月》《小说选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省级以上报刊发表作品达500人次2000余篇，出版各类文学专著200多部。“几乎所有文学刊物都有宜宾作家的影子”(省作协副主席伍立杨语)。刘火、宁航一、雷蕾先后签约巴金文学院，宁航一已经连续六年签约至今。

张生全：您是去年新当选的作协主席，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您上任后有哪些举措?为了让宜宾文学更上一层楼，宜宾作协接下来有哪些打算?

杨角：在上两届市作协的工作思路中，都把“引路子、搭台子、抬轿子”作为主要工作方法，取得了显著成绩，为宜宾文学积攒下厚实的家底。

市作协新的主席团产生后，经过多次讨论，一致认为要继续坚持经过实践检验的深受广大会员拥护的主要工作方法。如果说有什么“三把火”之类，那就是：更加坚定地以“出作品、出人才”为统揽，并以此作为市作协工作的核心和重心；更加坚定地争取政策支持，整合社会资源，拓展文学阵地，为广大作家提供更多的文学创作活动平台；更加坚定地坚持走出去、请进来，主动融入文学大圈子，取长补短，提升我市文学品质。

一年来，宜宾作家有3人加入中国作协，8人加入省作协，42 人加入市作协；有9位作家作品在《中国作家》《十月》《诗刊》《小说选刊》《中国校园文学》等国家级文学刊物发表，有20余人作品上省级文学刊物，朝着“出作品、出人才、上台阶”和队伍壮大的工作目标迈出了新的步伐。

 张生全：您的文学创作主要在诗歌领域，同时你还被业界称为“警察诗人”，有着鲜明的标识。这与你的职业有关，也与你自觉的文学追求有关。请问您是怎么把职业和诗歌创作结合起来的?有没有一种“警察诗歌”，如果有，它应该有怎样的面貌?

杨角：我不主张在诗人前面加上职业或身份的定语，更不主张再加上形容词。诗人就是诗人，它是纯粹的。

我有过几十年的从警生涯，但它从没成为过我诗歌创作的阻碍或羁绊。相反，它从职业的角度，为我提供了有别于其他行业诗人的思考模式和视野。我一边从警，一边写诗，两者水乳交融，相互成全，就像电视机的两个频道，互不干涉。在快节奏中工作慢节奏中写诗，还使我学会了对碎片化时间的管理，对工作压力的调节。

诗歌只有一种，就是诗歌，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但在学术研讨和现实俗成中，有 “海洋诗歌”“石油诗歌”“大自然诗歌”等说法，约定俗成，好像没有反驳的必要。如果有“海洋、石油、大自然诗歌”一说，那么“警察诗歌”也就成立。这些年，警察诗歌发展迅速，一批青年警察诗人崭露头角，已得到多方肯定与关注，几乎每届青春诗会都有警察诗人。

我心中的警察诗歌，既有铁血警魂真诚明亮的温暖底色，也有日常小切口直抵时代大动脉的动人力量，它们质朴诚挚家国情怀的忠实表达，具有“群像”意义的整体叙事，和对现实的真实描摹与理想建构，无不使我对这支异军突起的文学力量，发出内心由衷的称赞。

 张生全：在一个关于您的访谈中，我看到您曾经发问，身为警察诗人，自己所在的这个群体离“鲁奖”有多远?这体现了您创作可贵的“野心”，请问您今后的诗歌创作，应该怎样突破自己?

杨角：2015年，在首届全国公安诗歌研讨会上，我有一个“警察诗歌距鲁奖到底有多远”的即兴发言。事过不久，我就发现那次发言有失准确。其实，在我发言的五年前，武警系统的曹宇翔已经获得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我当时的视野窄了，格局小了，仅仅局限于行政公安这个板块，忽略了武装警察、边防警察、缉私警察、司法警察也是警察的有机组成。其实，当时的发言，主要是根据行政公安诗人的创作现状去说的。与其说这是一个诗人的创作“野心”，不如说是一个警察对自身诗歌创作的忧患意识更为确切。

现在好了，在我发言后的第三年，辽宁警察鲍尔吉·原野凭散文集《流水似的走马》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相信不远的将来，警察作家的小说也会走上鲁奖的领奖台、茅奖的领奖台。

我写诗歌40余年，天赋和勤奋决定了我在这支队伍中的票友身份。要说突破，谈何容易。每一次突破无疑都是脱胎换骨、生死转换，好在我还能坚持，说到诗歌还能心头一热，我还爱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