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营仪式合影

近年来，青年写作是文学现场一个被讨论颇多的话题。伴随时代变迁、生活现实的改变、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变革的参与和塑造，新人辈出的诗坛不乏现象级的讨论热点。有人认为，诗歌写作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拥有风景无限的发展空间；也有人认为，尽管新身份、新群体、新题材、新技术不断涌现和融入，但关乎诗歌本质的创新仍未被充分企及。

繁华热烈的表象背后，当我们讨论青年诗歌写作时，究竟在讨论什么？热度消长之余，青年诗歌写作的沸点何在、面临哪些困境，与前辈诗人相比，青年诗人又为诗歌提供了哪些独具新质的经验——这共同融汇为谈论青年写作与新诗写作时不容回避的话题。

自2008年开始，《星星》诗刊杂志社举办“大学生诗歌夏令营”活动，迄今已是第17届。十数年来，诗歌夏令营在严守诗歌品质的前提下，不断创新活动形式，发掘并培育了一批优秀的大学生诗人，已成为大学生诗人成长的摇篮，成为汉语诗坛上大学生诗人展示自我与互相交流的重要品牌之一，与此同时，也为观察和探讨青年诗人的写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现场。7月23日至26日，第十七届中国·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在成都举行。此次夏令营汇聚了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爱荷华大学、伦敦大学等国内外各大高校的23名大学生诗人。活动期间，记者与青年诗人们交流了他们眼中当代青年诗歌精神的内涵与诗歌写作中的诸多思考。

“流动”与“链接”同在

汤天然是众多参与者中比较特殊的一位，上次作为营员参与的她，这次作为实习指导老师参与了诗歌的审读工作。身份的转换赋予了她截然不同的观察视角。“作为营员更多时候只需要跟着编辑老师的安排走，而当居于幕后，切身感受到轻松活泼的活动内容背后实际上都需要非常周密的筹划，编辑的选稿也让我看到了对待诗歌的初心。尽管诗歌的评判多少都带有主观性，但夏令营的审稿与选稿经过了多轮评判，同时通过投票与集中讨论，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评判的审慎与公平。”

身份的转换不仅让汤天然得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到同辈诗人的整体创作情况，也一定程度上唤醒了她的“诗人自觉”。当再一次踏足夏令营这个场域，她感到自己已不再是局限于某一地域范围或被标注了校园身份的诗人，而已自觉成长为具备“全国视角”的青年诗人。因为结识了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诗人朋友，她自然而然地感受到大家面对不同处境时面向各异的思考。这些“不期而遇”使得她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写作，对诗歌本质的思考也形成了更深的见解。

汤天然注意到，与前辈诗人相比，青年诗人的写作从书写场域、主题、思想内蕴到技术，都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与我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密切相关，前辈诗人更侧重于对乡土、家园的书写，而青年一代的生活逐渐由农村转向城市，他们书写的对象则更多转向对城市生活、以及互联网时代等新事物的观照。在心理上，80后、90后到00后，由于多出自独生子女家庭，这使得他们的书写由“集体的家园意识”转向对“个人生活与心理”的聚焦。还应注意到，尽管这种聚焦无时无刻不显现个人化、多元化的特质，但其并不仅仅局限于对个体命运的感怀，而更多折射了人类社会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的种种思考。正因为写作内核上的转变，使青年一代的写作无论从内容到形式上都更具有先锋性。所谓先锋性，汤天然解释道：“一方面存在内容上的流动，比如说有些同学写作中所贯穿的主题，不仅非常多元，还尝试并置多个主题，从中寻找一种共性。譬如这次入选的刘子睿同学，就尝试把古代神话放到现代背景之下书写；另一方面，先锋性也体现在不固守一种主流或者传统的书写方式，而采用多体裁的流动，比如在诗歌和戏剧或者小说等文体间实现一种贯通，从而产生崭新的写作面貌。”

在各自“野蛮生长”的同时，受现代教育模式的影响，青年诗人们彼此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链接”。比如此次夏令营中，朴直与沾衣在校时均参加过名为“摇篮”的文学社团。在朴直看来，校园文学社团是一个能够促进诗人间彼此协作的存在，它在无形间对不同代际的成员构成链接作用，而这类看似形式松散的“诗教”，其影响反而可能是深远的，其效果则需要“交给历史去评价”。

“青年”是一种状态，拥有足够的资本“试错”

诗歌朗诵会是星星诗歌夏令营的保留项目。其间，沙显彤朗诵了两首新作的赋，丰饶的意象架接了广阔的时空，新鲜的视角包含着对古典的辩驳，在众多新诗朗诵中引人瞩目。事实上，他一直以来所作的努力之一便是在用旧体诗进行语言训练的同时，尝试搭载当代人的思维熔炼出自身独具的格调。在交流中，沙显彤特别谈到，不同于以往单纯的心境表达，如今的诗歌写作除了表现生活化的内容之外，更应自觉地追求写作的难度，把诗歌写作当成一门艺术处理，不断探索语言的边界。

近年来对“素人写作”的探讨如火如荼，诗歌领域也涌现了王计兵、余秀华等为人熟知的诗人。在沙显彤看来，“素人写作”的涌现一方面带热了诗歌话题，使其一定程度地从边缘化境地重新回归大众视野，而另一方面其所代表的倾向也值得警惕，“他们的出现固然有一定意义，但其社会性意义往往已经超过了文学性意义。由于所从事的职业，他们身上往往被贴上了‘外卖诗人’等具有单一化倾向的标签，这一指向如果将写作导向缺乏提炼的、直白的生活片段，对于诗人来说无疑是危险的”，比起用标签去局限性地描述一个人，沙显彤认为“诗人更应该做的是让自己广阔起来，拒绝狭窄。我们这一代最重要的优势是敢写，也拥有足够的资本去试错”。

张瑞洪对自身及同代人写作的观察也印证了当下青年诗歌写作的勇气与开放性。在他看来，“青年”更多地代表着一种状态，一种适应性和可塑性都极强的状态：“无论在学习形成风格也好，或是正在形成一套写作体系也好，‘青年’都意味着一个初始的阶段，这个阶段或许很难被归类和总结，却应该是一个最丰富、可塑性最强、感知最敏锐的时期。”

当朴直作为代表在开营仪式上发言，她借用诗人露易丝·格丽克《秋》中的诗句表明心志——“我心思那么沉重/装满了往事/还有足够空间/让世界穿透吗/它必须去一个地方/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星星在水面上闪耀/树叶堆积，等着被点燃”。她认为，在“个体即孤岛”的原子化时代中，“跳出自身的囚笼，保持期待未来的勇气”，才是当代青年诗歌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

“用写长篇小说的魄力完成一首诗”

认同青年诗歌写作整体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之余，罔生也表达了对一些现象的担忧。在他看来，过往的新诗前辈们，生活在一个体验更丰富的时代，他们中的不少人经历过诗歌热潮的推动，因此，其写作更多呈现了质朴而舒展的气质。与之相比，当下的青年写作者，尤其是出生于千禧年后的一代，生活经验相对趋同，这一客观现实，使得当下将异质化、陌生化奉为圭臬的写作，反而很难脱离窠臼，而呈现出同质化的趋势。

为了避免仅注重诗歌艺术性，忽略其思想性而产生创作上的偏颇，罔生认为有两个方面值得付诸努力。其一，是从结构入手去建立发展新诗的自信。超越前人是期待在诗歌之中不仅闪现电光火石，更要促成一种“地壳运动”式的活动，以迎来一次爆发。这就要求抒情一定是有节制的，叙事一定是有内容的，而形式也一定是独到的。写诗之余，罔生也写小说，编导戏剧，这些经验无形中延伸了他的视野，“写诗需要去构筑这样一种精神，抱有写作长篇小说的魄力去面对它，与抱着权且写一篇小品文的心态是截然不同的”。其二，相比其他体裁，诗歌写作更应警惕落入“自我意识过剩”的圈套，满足于支离破碎的抱残守缺。而“与先贤对话”是一种更好的自我学习与自我教育，“与先贤对话，要学习的不仅仅是他们美学技术上的经验，而更要学习他们的气势与气脉，沉下心来去感受他们所展示出的气韵和气象，为将汉语诗歌形式推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做好文化上的储备和思想上的准备”。

“到世界去”的本质是正视“我们的写作”

与前辈诗人相比，无论在生活的还是创作的意义上，新一代诗歌写作者大多是更加剧烈的现代化进程的亲历者。享有全球化资源的同时也意味着更为严峻的挑战。写作诗歌之外，沈至还从事艺术、诗歌译介，这些使用中英双语创作的经验促使他更多接受了“新的语言”的介入，进而倒逼了对“什么是汉语性”以及如何表现汉语与其他语言的差异的思考，他认为，“具备对英语的把握能力之后，对汉语理解的更新将为诗歌创作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从事译介过程中，沈至切身体会到我们的文学尤其是诗歌在北美等地遭遇的“冷遇”，“大部分对诗歌的译介尚停留在汉学界开展，作为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参考，而非作为面向更广大读者的诗歌读物。尽管有些残酷，而这恰恰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现实。现实促使我们更加正视我们的诗歌写作，它不应仅仅是为了取悦某一文化倾向的读者，而更应着眼于如何去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同时也是我们必须在每天的创作当中都去主动面对的问题”。

梁沙在本届营员中年龄较长，大学毕业后，经历了工作、辞职、创业，成为母亲，接受采访时，她已经又重回校园，开启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生命赋予的，她又“如数奉还”，在诗歌写作中探讨了新时代女性面临的更加隐形的、不易察觉的禁锢。她认为，生活与写作的过程就是不断“打破舒适区”的过程，“打破人生的、写作的舒适区，让我更真实地体味到存在的意义”。

事实上，写作的意义也能同理观之。任何个人的贡献或许都是微小的，但正是那么多微小却从未停歇的努力，才促成了庞大的意义。

朗诵会合影

（摄影：杜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