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中的方言使用不是新鲜话题，但针对不同作品的方言写作表现，仍然有讨论的空间和评说的价值。方言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文化记忆的重要传承载体。但从作品的接受来看，方言写作仍需把握好“度”。作者当然不会只考虑到叙述的快意，因为这多少有一点卖弄的嫌疑。其次，还必须要考虑到方言写作的效果。本质上，它虽然是一个叙事工具，但如果没有有效提升阅读体验，方言写作只会成为小说表情达意的障碍。

近读作家范海钟的长篇小说《情漫龙滩河》（四川民族出版社，2023年4月），注意到四川西充方言在小说文本中的“度”与“效”，觉得对方言写作有进一步言说的必要。

西充方言属于西南官话灌赤片岷江小片，主要流行于四川南充市西充县、嘉陵区西北部，和相邻的绵阳市盐亭县、遂宁市射洪市两地的部分乡镇汇合，构成一个特殊的方言岛，呈现出整体中有分别的发音特色。有时候，一个乡镇甚至跨村就出现语境和语义微小变化的情况。我在西充乡下生活了10多年，虽然后来在成都生活了近30年，但一些具有标志性的方言一直丢不掉也忘不了，故在阅读《情漫龙滩河》时，会情不自禁地对它的方言写作特点报以理解的微笑和赞同的欣赏。

英国作家毛姆坚持认为，作家应该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人和熟悉的事。语言环境当是熟悉的环境中的重点。范海钟成长和工作的主要环境，受西充方言影响和浸淫非常深，以此为基础，化用为文学的语言，这就是最为主要的熟悉的环境，他写起来得心应手，对读者而言，也会异常亲切。最为关键的还在于，面对小范围使用的方言，在人口迁徙和流动空前繁密的时代背景下，已濒临消失，方言写作还有拯救、传承方言的意义。因此，也可以说，《情漫龙滩河》要努力在乡村振兴、生态救赎主题叙事的显形意志外，做一篇方言传承的隐形文章。

和《繁花》等长篇小说全部用方言写作不同，《情漫龙滩河》的方言写作不是贯穿整个小说文本的，只在对话和关键情节推进中使用，这使小说的方言写作保持了很好的“度”。据我初步整理，全书加以注释的方言总共30多处，且基本上在几个主要人物的对话中出现，其余场景描写、情节推进都以普通话展开。

这个“度”的把握，可能代表着当下方言写作主流论争的一个发展方向，或者说是写作的妥协。在综合平衡论争反方“过分使用方言会给方言区以外的读者阅读带来困难”、正方“方言写作使小说更接地气更有地方特色”的观点后，适度使用方言，既保留小说文本的方言特色，又不让读者产生阅读理解困难，便成为大多数作家的选择。在我看来，这不是作家写作取向的妥协，而是对方言写作的优化。

《情漫龙滩河》也并非是西充方言的教科书和参考书。30多个词条，有一些除在西充地区使用外，也被更广泛的地区理解和使用，如“各人心里都有一口打米碗”“牵不出世”“看秧水的时候”等；还有一些也不是西充方言里最具有代表性的。但它们在小说文本尤其是对话中的出现，使贫乏、单调的叙事更摇曳多姿、更具神韵，也更能突出人物性格及其形象。

在我看来，“打幺台”“江湖”这样的方言才是整个文本中最具有传承价值的方言。但“江湖”的准确写法，应该还有争议，我个人倾向于用来表达“女子美丽”这个意思的语言，一定是“江（姜）姓”“胡姓”两个美女的合称，而不太可能用“江湖”这个比较江湖气的语言来表达。当然，小说不是学术讨论，范海钟用约定俗成的“江湖”来夸女子漂亮，让方言区的读者会意、让方言区外的读者理解的目的就达到了。

这就是我要强调的方言写作的“效果”。《情漫龙滩河》中的方言写作之效，无疑是非常明显的。它强化了语言的表现力，为对话和情节推进增色添彩。文本中所引西充方言，寓意丰富，形象生动，当然是普通话所无法表达的，此所谓语言的传神之功。同时，由于方言写作所具有的地域特色，使读者透过方言，更能理解小说人物所处环境和真实的生存状态；最为关键的还在于，方言写作也使作家通过小说保存一些濒临消亡的方言的使命得以完成。

统而言之，范海钟用长篇小说保存方言，使流行于西充这个狭小区域的方言词语被吸纳到全民通用的规范话语体系中，从而不断丰富全民共同语，其方言写作的“度”的把握、“效”的呈现，不仅体现了作家对吸收方言养分、使其更好地为作品服务的能力，同时，也使方言为小说文本的表情达意作出了贡献。《情漫龙滩河》的努力，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