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四川作家罗伟章推出一部全新长篇小说《红砖楼》。甫一亮相，就登上了著名文学杂志《收获》（2024年第4期），并作为该期目录头条刊发。
这不是罗伟章第一次出现在《收获》，2023年，他的中篇小说《戏台》也首发在《收获》第2期上。《收获》创刊于1957年，是新中国最早创办的大型纯文学期刊，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简写本”。在很长一段时间，能够登上《收获》，是对一个作家创作实力的认可。但罗伟章很淡定，在被问到内心感受时，他说：“《收获》是令人尊敬的刊物，在上面发作品，当然是好事，但也就是发个作品而已，作品好不好，还需要读者和时间评判。”
那就来说作品，说《红砖楼》。这部长篇写了个什么故事呢？从《收获》给出的内容简介可见一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东轩市的作家、艺术家聚集于一幢显眼的红砖楼，前来拜访的文艺青年络绎不绝。红砖楼中有一位“失意人”——前辈作家冉强，他与同样“失意”的年轻人盛华相遇，像是荒原上两头偶然汇合的狼。冉强只在意东轩的天，但盛华无法做到只望见东轩的天。当他想逃离出来，却发现其中掺杂着恐惧、惰性和利益考量……红砖楼是一幢醒目的谎言，即便有繁盛之时，亦有荒芜之际。到头来，那一代知识分子终究像一匹匹孤狼，独自踏上精神流浪之旅。
罗伟章写出这样的故事，是不是有点意外？在这之前，他更多关注的是乡村，是底层，被文学界视为“四川乡土叙事传统的传承者与变革者”。但，好的作家，从来不会被定型的主义、观念和主题所束缚，罗伟章就是其中之一。他一边写乡村题材，一边也创作像《太阳底下》《月光边境》《镜城》这些发生在城市里的故事，所以，《红砖楼》的出现，并非偶然，也不是什么转型之作，用罗伟章的话来说，“作家不管写什么题材，都一定投射着时代的影子。”他关注的还是人性，探究时代大背景下隐秘繁杂的人心。著名评论家陈浩培在看过《红砖楼》之后，就说：“题材其实不新，所述之事也不奇，‘回心’的精神叙事，才是使小说超拔之处。”而所谓“回心”，陈浩培的解释是——鲁迅式的主体自新，一种兼具文化自觉和自我反思的更新之道。
是的，更新。这个词，比转型更贴切罗伟章如今的创作。从《饥饿百年》到《声音史》《寂静史》《隐秘史》再到《谁在敲门》，现在的《红砖楼》，罗伟章的“更新”速度是很快的，他仿佛从来就没有创作瓶颈，因为他从不会为创新而焦虑，“由焦虑而来的所谓创新，本身就难言创新。”罗伟章认为，“创新不是否定，是开拓。”真正的创新不是否定，而是超越，创新也是另辟蹊径，各成山峰。来听听著名评论家翟业军的读后心声，“罗伟章创造出一切人的冉强老师的意义，堪比老舍写出Mr. No Problem，张天翼写出华威先生。”如此类比，罗伟章这次的开拓，其深其广，可见一斑。
让我们回到《红砖楼》，看看罗伟章的再一次“创新”。他从最熟悉的群体“作家”出发，这并不是一次“讨巧”的创作，毕竟身在其中远不如保持距离看得清楚。但罗伟章出手了，因为他对“作家”这个群体，包括他自己，长期积累的失望感促使他要写点儿什么。陈浩培有想过把《红砖楼》定义为“文坛现形记”，不过他又用了“不光是”这个前缀，因为再读下去，他觉得这个故事有AB面，A是批判现实主义，B是主体精神反思，B面比A面重要，“A面拿着小刀，剖析世界；B面拿着小刀，对准自己。”通俗点说，罗伟章没有放过自己。他没有急迫地去揭露，去批判，这可不是罗伟章，他的拿手好戏，是人心叙事，是探寻灵魂深处的自我与他者。所以，不要紧张，不要害怕阅读《红砖楼》，尤其是一些同样身为作家的读者，《红砖楼》里的主人公，冉强、盛华、孙云桥……不是某个人，大可不必对号入座。罗伟章说了：“没有一部小说是单凭经验完成的，也没有一部小说是单凭想象完成的。《红砖楼》是写一群作家的故事，是作家们生长和堕落的故事，是沉陷、反省和逃离的故事，当然又不只是作家的故事。”
谁知道那个身着正装、戴着白手套的冉强是谁呢？被指抄袭的孙云桥是谁呢？还有那个苦苦挣扎的盛华，又是谁呢？权当读一场罗伟章的“梦”吧。这个在多部作品中，频频写“梦”的作家，又拿“梦”为《红砖楼》开场：“就在那个慢慢凉下来的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死了。”罗伟章直言：“这证明，许多所谓的‘事实’，在我看来并不是那么清楚，它还有被遮蔽的部分，还有深层结构。”
读小说，是需要适度的勇气和胸襟的。
【专访】
2024年7月，川观新闻记者与罗伟章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对谈。彼此很熟，问题很多。我们从《红砖楼》谈起，间或拉些朋友间的家常，再拿三分之一的时间给罗伟章发出标志性的“哈哈”大笑。几个小时过去，以为什么都没说，但所有问题全部解决。这就是罗伟章的松弛感，跟他的创作状态如出一辙，“有空的时候就写一点……不必赶着去完成……什么时候动笔记不清了……没什么顺利不顺利的……”
造一座“红砖楼”，立一块醒目的“路标”
记者：新长篇的名字叫《红砖楼》，很自然地就让人联想到这一定是一个发生在红砖楼里的故事。能介绍一下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吗？
罗伟章：既是楼里的故事，也是楼外的故事。楼里的故事只是楼外的故事的具象化、典型化。要我讲自己某部小说的主要内容，我总是感觉棘手。小说有两种形态，或者说两种气质，一种如山，一种如水，当然也不是分得那么清，但有个大体走向，我的小说更接近于水，水里的“主要内容”是不好讲的，它是流动的，变化的，同时也是隐秘的。真要说，《红砖楼》写了一群作家，当然都是虚构的人物，不会也不必去对号入座的人物；这群作家以冉强为代表，各有追求，各归其位，并因此与整个社会建立起血肉联系。但也有归不了位的，比如小说中的盛华，这种人让我用了很多力。
记者：从什么时候开始构思这部小说？前后写了多长时间？相比以前的创作，这次是否有进行新的探索和改变？
罗伟章：说不上什么时候构思，也记不住写了多长时间。我写小说，写不出来的时候左右都不成句子，能写的时候说写就写，而所谓构思，往往是在写作的过程中进行的。至于探索，也似乎不能奢谈，改变肯定是有的，它肯定不同于《谁在敲门》，《谁在敲门》需要致密，需要幽微，需要在没有伤口的地方见血，需要在世事如常中见惊人之变，而《红砖楼》是一个寓言，是一块“路标”，需要醒目，需要夸张，需要指向的锐利，需要目标的明确——哪怕是错误的目标。因此在写法上，叙事上，包括语言的运用上，都不一样。
记者：《收获》上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让我们大概知道，所有的人与事都在“红砖楼”粉墨登场。您设置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小说空间，它相对单一，这样的写法，类似博尔赫斯的“舞厅”、契科夫的“病房”，包括鲁迅的“咸亨酒店”，看似简单，但与之相匹配的人物和事件如何存在与发生，建构起来是不是更难？您是如何考虑的？
罗伟章：不是更难。只要想写出好小说，哪一种写法都难。关于“红砖楼”，它就像在云空里望下去，别的都看不见，就看到了这幢楼，这幢楼为什么存在，它有怎样的前世今生，楼里可能会发生的故事，楼外人与这幢楼的关系，如此等等，都大有可为。这是一种“聚焦”的写作。但任何一种聚焦都是暂时的，红砖楼也一样，它不仅要承担自己的命运，也必然要分担整体的命运。
记者：这之前，您的很多作品关注底层民众的艰辛生活，倾注了对普通人的关照。而这次，感觉您有意识地在转移视线，您写到了跟你自己最接近甚至就是您身在其中的那个群体。为什么是作家这个群体？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人物设计？
罗伟章：说到底层，我的理解可能跟别人不同，我是在时间长河里看人，在大自然的视野里看人，因此在我的心目中，人就是人，哪有什么底层高层，人在表面天悬地隔实则殊途同归的命运里，去爱，去恨，去奋斗和挣扎。从这个角度讲，非要说底层的话，作家群体同样只是底层。不过你问得很好，为什么是作家群体，直言之，我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不排除我自己，凡是我批评作家的话，都不排除我自己，这并非掩饰或自我保护，而是真心实意的。我觉得，作家们变得特别的不争气，成了急功近利之辈，追名逐利之徒，丧失了作家精神，丧失了更深远的意义感，而这些，对作家不是苛求，而是基本。
当然不是所有作家，总有那么几个好作家。
记者：评论家陈培浩说，这是一部“文坛现形记”，您是否接受这样的定义？您的目的是揭露、批判还是改变？
罗伟章：是，也不是。我们说《官场现形记》，肯定不只是针对官场，还是关于人。揭露和批判都不是目的，改变也不是。能改变当然好，然而所谓改变，往往只是脆弱无力的呐喊。归根到底，还是人的站立，作家的站立；与之相应，是评判体系和生命格局的站立。苏东坡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通常认为这只是对韩愈个人的赞誉，其实不是的，它赞誉的是整个唐宋，如果没有唐宋的大批杰出作家和诗人跟上去，如果社会和公众只认同和欣赏六朝的追风逐妍，韩愈就非但不能跨越时代，振兴文风，还会成为不合时宜的人，成为被抛弃和遗忘的人。想想“唐宋八大家”，个个都有光辉的、顶天立地的人格。
我不致敬任何人，我只做自己的“梦”
记者：小说中涉及很多讽刺意味的刻画，比如主人公冉强处心积虑将自己打造成与屈原、鲁迅并列的“世界文豪”。却没有被东轩某主要领导识别出来，反而下令将其塑造成典型，甚至为其立起巨型塑像……一边是所谓的作家，一边是真正的官员。两种人群，两种阶层，都无知而可笑。请问，这次的创作有没有汲取中西讽刺小说的经验，或者说是在致敬类似《儒林外传》《围城》《变色龙》等经典？
罗伟章：不知道是否汲取了。我说过，写作者的天然身份是阅读者，阅读过了，就可能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我不喜欢“致敬”之类的说法。我们致敬一个作家，是从整体上，不是用某一部作家去“致敬”。有次我去外省参加一个当地作者的改稿会，天津一个编辑说某个作者写得不好，那作者当场反驳，说我的这篇是向余华致敬的小说。意思是这样的小说怎么可能不好。这让我从生理上感到不适。
记者：冉强是您塑造的新人物，您对这个人物的塑造一定是下了功夫。就像评论家翟业军所言：罗伟章创造出“我们一切人的冉强老师”的意义，堪比老舍写出Mr. No Problem，张天翼写出华威先生。您如何看待这个人物？相比之前《尘世三部曲》里的杨浪、林安平那些，您觉得冉强算不算您塑造的最好人物？或者说，您成功塑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代表性人物？
罗伟章：我只能说，冉强是跟杨浪、林安平等不一样的人物。杨浪、林安平他们，我也是塑造得非常好的（笑）。说到代表性，冉强的确具有代表性，代表性的关键因素，是概括性、指向性、未来性，这些，冉强身上都很鲜明。
记者：再说语言。读过您小说的人，都会被您的语言所感染。您一直认为，作家应往语言的准确丰富上努力。这些年一部一部读您的小说，我反倒觉得，您近年来似乎不太“努力”了，换言之，我不觉得那些语言是您加把劲钻研出来的，而是自然而然就说出来了，不费劲，那就是您的语言。不知道这样的感觉对不对？能谈谈您最新的在语言运用方面的心得和收获吗？
罗伟章：当然我希望你的感觉是完全正确的。一家出版社的社长说：你的语言不是写出来的，是自己长出来的。你们表达的是相近的意思。但我还是要说，该努力的时候还得努力，为找到最贴切、最准确、含义最隽永的那个词，一天半天被卡在那里，也是有的。我深知，用一个勉强过得去的词读者也看不出来，你想一天半天写出个好词读者也不一定在意，但那是另一回事，写作者都会有自我要求。
记者：小说开篇写：“就在那个慢慢凉爽下来的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死了。”印象中，你的很多小说都会写到梦，比如《镜城》《戏台》《白岛》，对此，您是如何思考的？写梦，其实是在写现实？对于中国古代和西方的叙梦文学，您有什么样的认识？
罗伟章：这证明，许多所谓的“事实”，在我看来并不是那么清楚，它还有被遮蔽的部分，还有深层结构。所以要借助梦来揭示，来丰富。梦是人的第三只眼，呈现的是日常中看不到的现实，但它就是现实，是不仅可以展现还可以预言的现实。然而，如果一直在梦中，梦叙事就失去了意义，因为，正如伯格森所说：“清醒的人生，比梦更需要解释。”所以梦叙事绝不能当成讨巧的手段来用。它需要形成一种对话关系：与无意识的对话，与神灵的对话，与梦醒后的对话。
我本人梦特别多，比如梦见自己死了，就是我曾经做过的一个梦。小时候读书，有一本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张恨水的《八十一梦》。张恨水的书，我就读过这一本，但我就觉得他是个了不起的作家。有次我到一个地方，去一个纪念馆，里面提到张恨水，我就对同行者说我当年读他《八十一梦》的感受，结果同行者一指：在我背后，就是《八十一梦》的初版封面。
记者：《红砖楼》最终体现的，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终究像一匹匹孤狼，独自踏上精神流浪之旅。“知识分子”，从鲁迅开始，就在中国现当代占有着极为重要的一席之地，关于知识分子的叙事，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传统之一。这部长篇，能否视为您对知识分子的重新审视？或者说，您试图对知识分子形象进行“去魅”与“还原”？
罗伟章：知识分子哪里需要我来去魅，知识分子自己早就去魅了。知识分子是要有一种精神的，那样的精神与人格，那样睁眼看世界的视野和胸襟，那样的铁肩道义，那样对未来负责的态度，都是知识分子最醒目的标识，如果丧失了这些，就不是知识分子了。读了大学，当了教授，做了作家，并不能与知识分子划等号，甚至可以说，还有云泥之隔的距离。
长篇小说在四川，要发展少折腾
记者：很多关于您的评论性文章都说，罗伟章的创作长期保持着对农民与农村和底层社会的深切关注，但显然《红砖楼》不是了。通过这部小说，您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您在创作谈里说，要是改变了呢？我们就成了个大写的人，成了个能从“人”的意义上去定义的人。）所以，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无论是农民还是知识分子，您小说书写的重点，还是人性的本质和人生的意义？您觉得，作为小说创作者，其责任和使命是什么？
罗伟章：是的，是这样的。心灵、信仰和人性，是文学的深切关照，每一部好的作品里边，都会牵涉相关内容。写作者的任务，是在鲜明的特征里写出共同的人性。如果没做到这一点，特征就会失去价值。我们必须确切地赋予人性光芒，才能真正定义什么是人。责任感和使命感，正是人性当中闪耀的光华，可以温暖，可以彻照。责任感和使命感确立之后，人性才得到有说服力的提升，而且是极大的说服力，极大的提升。
记者：《红砖楼》登上了《收获》正刊，并以目录头条发布，这不仅对您，对整个四川文学界都是一件大事。毕竟，长篇小说在四川是弱项，您作为一名写作者，同时又是省作协副主席，对于四川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上，有何思考和建议？
罗伟章：对于长篇小说是不是四川的弱项，我不想说任何话，只是，在这样他贬和自贬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为中国长篇小说创作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四川作家。没什么思考和建议，一切都是从个人经验出发。那就是：少些折腾，让那些有志向的作家去多读书，多观察，多体悟，多想，并且认真地生活。运动似地促进创作，只能收获文学的虚假繁荣，对文学本身，没有任何意义。而文学的意义又不只是文学本身的意义。
记者：有一种说法，长篇小说比短篇小说的价值更大，您如何看待？
罗伟章：这当然不正常。这背后反映出的，是社会心态不包容、不开放、不自信，而且好大喜功。问题是，在文学上，“大”和“功”都另有说辞。如果像这样，我们将错过鲁迅、莫泊桑、契诃夫、博尔赫斯……错过他们，证实的是我们自身的渺小。
记者：这部小说会推出单行本吗？目前确定出版社了吗？读者什么时候能看到？
罗伟章：当然会。也签了。但不想签在今年出版，今年我会出几个小说集，还有散文随笔集。明年吧。
记者：目前有新的创作计划吗？最近的阅读日常是怎样的？
罗伟章：我从来不做计划。写作者，肯定要写，但准备写什么？正在写什么？都不重要，写出来才说吧。阅读，是一直都有的。最近在读历史，读哲学，读几千页的大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