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一直在书写西藏。2000年，《尘埃落定》获得茅盾文学奖，阿来一夜成名，成为获奖的首位藏族作家。2006年，阿来辞去《科幻世界》总编职务，调入四川省作协，成了一名专职作家。
如今，阿来已经是四川省作协主席、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协副主席。
阿来没想到自己能当作家，靠文字吃饭。“小时候，我以为自己会和别人一样，种青稞，放羊，娶妻，生子，在偏远的小山寨里，安安静静地过一辈子。”
1959年，阿来出生在四川阿坝的一个山村里。他的藏族血统来自母亲。家里几个孩子中，阿来排行老大。五六岁的时候，他就赤着脚，在山坡上放牛羊了。
天地辽阔，太阳、白云、群山千古不变，时间停滞，有翠绿的植被和草地，有盛开的小花和飞舞的蜜蜂、蝴蝶，有牛羊听他说话，这个孩子，一点也不觉得孤单。
1965年，他开始上小学，开始学习普通话。一二年级，习惯了藏语表达的阿来，根本听不懂老师的话。到三年级，他突然就能听懂老师的汉话了。
“文革”期间，阿来父亲因为是大商人的儿子，成了批斗对象。“走资派”的罪名，让这个家陷入到了恐慌中，村里人的指指点点，让阿来变得敏感、细腻、沉默寡言。
小学上完，父母准备让阿来回家放羊。为了念初中，他翻山越岭采草药、打柴，筹集学杂费。初中读完，家里经济条件还是不好，作为长子，阿来放弃读高中，回到了村寨和父母一起干活养家。
在水电站工地，阿来通过阅读改变了自己的环境，见他在读《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工地的领导便安排他去学开拖拉机。工资从十几块变成了四十几块，他和父母都很高兴。
1977年恢复了高考，阿来考上了县里的师范学校，读了两年中专。毕业后，原本应留县城工作的阿来，因为没有背景和关系，成了乡村教师，被分配到一个比家还要偏僻的山寨小学。
那所小学很偏僻，得先坐大半天汽车到公路尽头，再骑马加步行三天，要翻越两座海拔4000米高的雪山，才能抵达。在孤寂的冬夜，陪伴他的只有书，福克纳，菲茨杰拉德，惠特曼，聂鲁达……
教师生涯改变了他的命运。在小学待了一年，阿来被调到中学，又一年后，他调到了县里教高中。在县城，喜欢读书的他，结识了一批“文学青年”，他们一起写诗写散文，有的给报刊写通讯。
学校平时有食堂，到了假期就关门了。阿来只好顿顿在外面餐馆吃饭。一个同学的父亲，叫阿来去参加杂志的笔会，每顿饭都有肉。阿来参加了笔会，因为在会议上和别人打赌，他把自己的日记改成了诗，交给了来参加笔会的杂志编辑，过了一阵子，他的诗发表了，收到了汇款单。
阿来自此成了一名诗人。在发表了一系列的诗歌后，他调入到了《新草地》担任文学编辑。
诗越写越长，细节越来越多，阿来开始写小说，写的都是他熟悉的藏族生活。他的第一本小说集《旧年的血迹》也入选了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文学新星”丛书。看起来发展很顺利，他当时却陷入了虚无。调到成都工作的梦想基本无望了，而他的写实风格和当时的先锋文学差异很大。
1989年，阿来外出游历，行走了两个月，翻越雪山，漫游草原，风餐露宿，感受自然，认识脚下的大地。回来后，他写了诗歌《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献给自己的30周岁。
1994年，阿来在文学杂志《新草地》编辑部，在新买的电脑上，他写下了《尘埃落定》的第一行文字。几个月后，小说写完，开始在全国的出版社编辑部旅行。直到1998年，《尘埃落定》才找到知音，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脚印看中了它，告诉他：“一个字也不用改就可以出版。”
阿来一直书写着藏民族千百年来的历史境况，超越个人的民族文化情感，从人类社会发展层面审视民族历史和经历，自觉承担起了民族文化的责任。
汶川地震发生后，阿来是志愿者。十多年后，阿来的《云中记》以小说的方式，对汶川大地震那场浩劫，进行了文学的审视与表达。
阿来的最新长篇小说《寻金记》在《人民文学》杂志2022年第1、2期发表。“因为工作的关系，这些年我多次进大凉山，同时读了许多相关的文化方面的书，也在档案馆看了许多历史材料，后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题材，20世纪40年代初的西南大山中，从金矿被盗走的大金子，导致一个接一个生命的消逝。他们都是过场者，但又都是令人过目不忘的人物。
“今天我们看到在大量寻求财富的过程中，被财富异化的，吞噬的人。我们寻求财富是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本来是为了生活得幸福，但你发现，在寻金的过程中，好多人把自己迷失了，毫无节制地追求财富，忘了追求财富的目的是为了改善生活，最后不但没有构建自己的生活，反倒毁掉了自己的生活。”
《寻金记》的下部是《得金记》，讲述的是进入新社会后大金子失而复得的故事，目前正在创作中。《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说，下部也将继续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下部《得金记》与上部《寻金记》一样，讲述商业经济社会下的人性变换与世道人心，在结构上的均衡，正好形成对比，两个时代的映照。”
从《尘埃落定》到《空山三部曲》，从《格萨尔王》到《瞻对》。从《云中记》到《寻金记》，从虚构到非虚构写作，时间跨越十几年，但回头看，内容还没有过时。
我想写部关于疫情的小说
张英：谈谈你近些年的创作情况和创作计划？
阿来：写《云中记》之前，我在写另外一本书。但《云中记》的灵感突然来了，就放下那本书，改写《云中记》了。
等我想重新写那本书，但写小说是件很奇怪的事，并不是想写就能写，再捡起来，语言感觉完全不是当初的了，如果要写，只能推倒重来，不然上半截的语言风格和情感与下半截的完全不一样，所以放下了。
新冠肺炎疫情刚来，我想起当年“非典”时的奇特经历。那时北京已比较厉害了，但还没有消息。因为到台湾，我就去了深圳，坐火车到香港，到香港机场时才发现有一种叫SARS（即“非典”）的疫情。
我走进机场，机场的工作人员背着一个药水箱，在机场里走来走去消毒。从香港到台北，台北也是疫情高发地。我到台北不久，北京公布了疫情消息，卫生部部长都在电视上露面了。当时我正在台湾到处穿行，活动一结束，我就回成都了。
四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是在大年初二，我们省成立了一整套的防疫机构。我第二天就给我们四川省长打电话，问能不能在指挥部里头给我安排个职务？他说要多大的职务？我说当个副处长就行了。我说我不指挥，有组长就当副组长，可以借这个身份到处看看，没那个身份，那时候是不能走动的。他说好啊，什么时候来。那时是大年初三，我说我初七来。他说为什么初七？我说乡下父母来了，得陪两天。
结果，这个计划没有实现。省长给我打来电话说：“别来了，病毒最喜欢你这种人，最怕年过六旬、有基础疾病的人。你年过六旬，也有基础疾病，万一染上了就比较麻烦，我不批准。”后来我看，确实是这样的。
当时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非虚构题材，最重要的是你要深入到现场。汶川地震后，我当的是志愿者，自己就去了，但是这次去现场，你没有官方的身份，是到不了任何地方的。
张英：你是作家，没接受过专门的防疫训练，上一线会太危险了。
阿来：我编过多年的科幻小说，做过多年《科幻世界》的总编，后来不做了，但继续向科学家学习，认识了不少人。加上我有应对“非典”的经验，可我年过60岁，有基础疾病，病毒有可能专门来找我，我只好被关在家里。
写疫情，只能当小说写了。我写了一个初稿，有十几万字。后来我想，这部小说真发表，恐怕也挺麻烦。
但我确实有想记录的冲动。我采用文学想象的方式，但也不是完全基于想象。现实每天都在发生，而我也经历过SARS，有很多经验很类似。开始写长篇小说，居然效率很高。写累了，在小区里散散步，回去又接着写，大概两个月时间，写了过去最少要半年才能写完的。
2003年“非典”，我住在台北，找到“中研院”。傅斯年先生创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搜集的四川民族学、语言学的材料，好多都没来得及发表，我就在那儿看。
如韩德民院士讲的，没把人跟自然的关系处理好。病毒就潜伏在那些生物身上，甚至在冰川下冻着的、过去老的病毒，不断被激活。
我们很重视历史，但历史却从没给我们教训。
张英：关于疫情的作品非常多，你想怎么写？
阿来：中国文学有亲近自然的传统，但叙事文学有点小缺陷，过分关注人跟人的关系——利用人、算计人……《三国演义》是这样，《水浒传》是这样，很少去探究人跟自然的关系。
这可能跟我们科学观的缺乏或者不完善有很大关系。近代以来，西方有科学意识的小说开始传入中国，鲁迅先生曾经亲自翻译过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比如《月界旅行》，在序言当中，有句很有见地的话：“要使中国人具有新的科学观念，必自科学小说始。”
我们有听故事的传统，有些道理不能直接讲，但把有些道理隐藏在故事里面，春风化雨，慢慢讲给大家听，鲁迅先生是这样的观念。
张英：我们的小说关注人与人的关系，忽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似乎与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有关？
阿来：俄罗斯小说当然非常强大，但这基于人文的历史进步论，美国作家奥尔多·利奥波德、约翰·缪尔、蕾切尔·卡逊等人，他们把自然环保的概念引进到了文学中，也最早进行了环保行动。
把俄罗斯文学和美国文学比较，如果从19世纪讲，可能先讲俄罗斯，但是讲现代性、科学性，我会偏向美国——这就牵扯到人和自然的关系。美国有个文学流派，叫自然文学，这个自然文学不是我们经常说的法国的自然主义文学，它就书写自然界。
美国这些作家，他们很早就发现工业已经严重地影响自然界了，美国的大工厂生产也在影响自然界，他们书写自然，也是最早提倡环境保护的人。他们到议会演讲，反对大公司攫取森林、矿产，污染环境，指出农药对鸟类、鱼类的毒害等等。
美国的自然文学发挥了强大的作用，美国的自然保护区，黄石公园，约塞米蒂国家公园，都是在他们呼吁下建立起来的。他们曾劝说美国的老罗斯福总统去体会自然之美，拉他到红杉林中去露营，为了保护红杉，他居然同意了。这次露营回来，美国建立了林业局及最早一批国家公园。
我写小说，在很多作品里，都会渗透些人跟自然关系的探讨。在今天的消费社会里，城市对来自自然界、来自乡村的物品有旺盛的消费欲，甚至有时有点变态，什么少，就提高它的价格。
太行山里有一种柏树，生长在悬崖上，快要灭绝了，结果物以稀为贵，被人做成了手串，价格很贵。我就批评戴柏树的手串，戴不戴手串又不死人，为什么要戴条手串，要把太行山的柏树搞灭种？
张英：确实没必要。
阿来：我在山里长大，过去缺少食物时，吃过不少野生动物——说老实话，不好吃，没有专门饲养的好吃，还有气味；要做得很软和、很熟，可大部分野味，做出来好吃不容易。除了满足虚荣心，没有其他的。
我以前吃过不下十种野生动物，不是一次两次——过去食物匮乏。今天谁要请我吃野味，我不会吃。
张英：这本关于疫情的小说打算什么时候发表、出版？
阿来：写了个初稿，但不急于出版，疫情本身很复杂，尤其当它变成世界性灾难时，就更复杂了，除了抗疫的问题，很多方面已带入政治中。所以怎么写，表达到哪个程度，还得再看看。修改也需要一个冷静期，我们常说，写作要冷静。
病毒溯源问题还没搞清楚，我们写任何东西，都不是很恰当。现在的情况比“非典”时复杂得多。当时写小说，基本是基于“非典”的情况，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等等。但现在大家对疫情的说法、疫情的书写，都成了敏感问题。
这个没解决前，要发表，还不是太恰当。
我的每本书，都是自然生发出来的
张英：《云中记》这个故事你酝酿了十年，为什么时间会那么久？
阿来：当年汶川地震可以当志愿者，我当了8个月志愿者才回家，后来汶川重建，我也回去看过。
那时我警告自己，我不是以作家身份去的，如果是作家身份，会忘记自己是一个普通人，老是搜罗材料，去干稀奇古怪的事。我是以一个没有受灾的人，去帮助受灾的人的志愿者身份去的，我不容许把自己看成作家。所以当时没有酝酿故事，就是这样一个情绪，总有表达的愿望。
很多人写作靠灵感，有灵感，赶紧抓住写，我自己就写情绪。想写，然后强制自己不写，然后又冲动，反复多时，最后不得不写时，我想，确实到时候了。在写作过程中，须始终保持真正的艺术风格。
如果说《云中记》的酝酿，只能说是一种情绪的酝酿。“5·12”地震是非常大的事，死亡人数接近7万，我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死亡了，集中在几天。你看见几百人、几十人，有抬过来的，有挖出来的。
“5·12”地震十年，为了纪念，那一天，城市警报拉响了，突然想都十周年了，再也紧崩不住了，我就坐下来写，以前看到的场景、人，都在眼前“复活”了。
写作不光是构思，而是始终贯穿着一种情感，有一股气，气断了，故事能接上，但那个气不在了，不是那个气息了。小说被分为了上下两部分，大家一看，好像是两个人写的。如果写，得把前面十几万字作废，重新写，但这十几万字花了很多心血，又舍不得，反而耽搁下来了。
张英：《尘埃落定》不是刻意要写的，是在大地上的行走，更像是偶然发生的。你比较注重体验，每本小说，都要等待一个时机？
阿来：我不想把写作变成博士论文，更不是按照市场要求。我一步一步，每天都写，按照计划来写。如果在写作过程中，能真正体会到艺术创作带来的激情跟忘我的境界，必须得静下心来。生活像艺术，学习、读书。
我一边读书，一边到现场印证。读当地的文化史料，就去当地，去一次不行，回来看书，发现问题，就再去。读美国的书多，就去美国次数多，今年没法去。读一本书，我希望是喜爱的书，希望从这本书里能得到启发。
我去智利，当地大学请我去教学，我就制订了20天旅行计划，我把地理行程全部删了。我拿着一本聂鲁达的诗集，在诗集当中把地名勾出来——大家都去的地方，凭什么我要去？我要去这些地方。为什么？因为诗人写到了。
许多国家我都没有去过，越南没去过，新加坡没去过，东南亚国家，一个也没去过，因为没有读过它们的书。所以，必须认真生活，像作家一样生活，学习，包括游历，把它都变成创作的一部分。所以，写一本书是自然发生的。
张英：你曾说，文学是你的旅行目的地。
阿来：艺术家这个职业有点奇怪，跟别的职业不一样。别的职业是当领导，上班就去办公室，下班就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