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在绚烂的第十届四川文学奖获奖作品中，文学理论评论奖显得有点孤独，有两部作品获得提名奖，一部作品获奖。评论与创作显得有点失调，但从获奖作品白浩、钟良鸣的《二分法与三把火——四川文学70年中短篇小说发展述评》中，我可喜地看到了“地方的自觉”。

不是因为作品的选题涉及四川文学70年的宏阔历史，而是在作者关于中短篇小说的全景扫描中，体现出关于当代文学、四川文学内在规律和自身特色的双重探寻，让“四川文学”超越地域文学的范畴，呈现出在当代文学中的独特意义。这是地方文学评论应该拥有的一种态度和视野，也是“地方的自觉”的必然路径。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文化上克服这种矛盾的方式是“地方的自觉”，只有地方充分认识了自己、表达了自己，才能产生解决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的动力，这是一种深沉的文化自信。

《二分法和三把火》最重要的价值是“认识自己”。记得阿来在一次座谈中谈到，中国人往往熟悉关于世界和国家的宏大历史，但对于自己生活的一个地区、一个城市、一个村镇的历史却十分陌生。这话并非虚言，关于“四川文学”，我们能罗列出璀璨的名家，但他们的身上如何体现四川的特质，进而让作家和读者共同感受到“四川文学”的存在，却并非易事。作品对于四川文学前三十年（1949-1978）主流与个人化的“二分”，既是当代文学的一般现象，也反映了四川文学的特色。如果在更长的时段审视四川文学，“敢为天下先”可谓四川作家的一个特质，无论是古代的司马相如、苏轼、李白、杜甫，还是现代以来的郭沫若、巴金，他们都有超越地方的视野和担当，并成为了时代文化翘楚，因此“主流”不是跟风，而是引领。同样，“个人化”也是四川文学不随波逐流的另一个特质，在现代以前，不管是“文翁化蜀”还是近代的“尊经书院”，蜀地文化常有“不主流”的传统，热爱生活、相信常识的特质可以让四川作家脱颖而出。因此，当代文学中“主流”和“个人化”表达的冲突，在四川文学中有内在统一之处。

认识自己的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作品关于后四十年四川文学（1979-2018）“三把火”的概括：锄头与背篓，茶馆、麻将、火锅，锅庄，既是四川文学的“三把火”，也是四川社会的三种面相。锄头和背篓，反映了四川作为一个农业大省的基本现实。四川幅员辽阔，农村占据了大部分地区，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中，只有农村“富起来”才可能实现全省“富起来”，在此过程中，如周克芹、李一清、罗伟章等作家将视野聚焦于乡村，也是必然的选择。茶馆、麻将和火锅，是四川城镇生活的缩影，也是四川人的一种生活态度。近年来，历史学家王笛关于茶馆的著作引起全球的关注，充分说明四川人的生活方式有其“先进”的一面，至少可以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方向。这些要素的背后，是市井之气，也是对于生活的热爱，自然可以成为文化创造的动力。锅庄，体现了四川的民族风情。四川有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丰富的民族文化滋养了如阿来、吉狄马加等作家。就四川文学来说，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不仅增添了文学的亮色，更提供了认识社会和生活的独特视角，让四川文学更有底气。

获奖提名作品刘婧、周毅的《张中信大巴山文学地理书写研究》，将张中信的创作与大巴山文化结合起来研究，也体现了“地方的自觉”。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出生大巴山地区作家的不断涌现，关于大巴山的文学正成为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大巴山地处川东北地区，是巴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四川乡村振兴的主战场，在中国社会城镇化发展的道路上，成为当代中国乡村变迁的标本。近年来，罗伟章关于大巴山农村的《声音史》《寂静史》《隐秘史》等作品，成为当代文坛的“现象”，势必激活大巴山文学地理的价值，刘婧和周毅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可谓推波助澜。

作为一个文化大省，四川文学评论体现出的“地方的自觉”，也具有敢为天下先的意味，它为新时代文化发展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提供了示范。但我们要看到，在各类文学创作丰富的获奖作品中，文学理论评论还显得较为单薄，是有关部门需要关注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现象。

（作者系文学评论家、教授，第十届四川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组评委副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