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是中国特有物种最多的省份之一。生物的繁多与“天府之国”的富庶，尤其是蜀地特殊的人文气象，造就了丰赡华美的巴蜀散文。从司马相如、扬雄、王褒到苏东坡、杨升庵，从郭沫若、巴金、沙汀、艾芜到李劼人，一直延续当代的周克芹、王火、马识途、阿来、裘山山，巴蜀文学薪火相传。他们的文学成就不但强力引导了汉语文学的走向，也拓展了汉语散文的边界。

四川历来就是散文大省。其一，在于散文作者众多，每年出版的散文集均在三四百部之上；其二，中青年散文家的群体崛起，在全国性散文大奖、高规格的散文年选里，他们频频亮相，使四川散文成了当代汉语散文最高水准线不可或缺的部分。第十届四川文学奖散文奖的三位获得者凌仕江、李银昭、沈荣均，恰是其中的代表。

“80后”散文家凌仕江，在着力书写上百万字的雪域军旅生涯后，开始聚焦自己的乡村生活。他一改往昔那种抒情大于细节、感慨多于省思、乡情浓于乡愁的老路，理性而客观地叙述了自己对乡村的所见所闻，造句绮丽，更多地使用了“他者”的眼光，赋予了乡愁一种散文性的美学造像，使得这一很不容易写出新意的乡土题材，焕发出别样的光彩。

李银昭的获奖散文集《一册清凉》，宛若一台“心灵空调”，让我们目睹了大千世界、各种诱惑下一个人的默默坚守。李银昭为文十分严谨，产出不多，但每一篇文章里，均有独到的发现及充满个人话语特征的叙述。在我看来，他是一个“细节高手”，而棱角分明的细节往往是一篇好散文让人铭记的焦点。

沈荣均博览群书，在游目、游心于文物、瓷器之余，其散文属于典型的文化散文：既有自己的文化见解，也不乏用散文的笔触游弋其间，去激活那些藏匿在古物缝隙里的往事与秘密，这使得他的散文纵横古今，又能照应现实，就像一个欲说还休的青花瓷器。

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相比同期引人注目的当代四川小说与四川诗歌，如果说它们是已然迈向文学的高峰的话，那么四川的散文尚处于一个从丘陵向上攀登的阶段。究其原因，我以为存在如下可能性：一是局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传统散文套路，甚至在起承转合等方面尽量亦步亦趋，造成了以往四川散文的沉闷格局；二是缺乏自成美学特征的新散文话语，“套话写作”成了很多人的窠臼；三是语境过于强调“纯散文”，排斥思想随笔、文化散文、学术散文，更缺乏以文学田野的调查方法去充实散文的内涵、扩展散文的边界，尤其缺乏以非虚构写作的态度去拥抱急剧变化的生活。我曾经说过，我们不少散文家拿出的作品，已与时代要求相去甚远。

我们面临着一个勃然兴发的新时代，也面临着一个从民族根脉汲取养料去赋予一种文化自信的新时代！

深入大地与新时代，深入到人民与山河之中，才能续接活力，才能进一步讲好四川故事，努力发出四川声音，这就是一个作家最好的身位与写作姿态！白居易提出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我认为对于当代散文家尤其实用。“为时而著”“为事而作”，这既是古训，又是历代文人富于历史使命感的一种集中概括。对于读书人而言，它意味着自己对时代的一种关注，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关切，对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一种责任和使命。

不息探索是散文的唯一出路。蜀地自古就出治水者，蜀地更有伟大的文学“才子谱系”，他们懂得如何与水、与文意达成和解。如果说他们的可为之处首先是从“上善若水”里获得了启示，那么他们的有为，则是把洪水猛兽降服为一派清流。在给予水的出路之余，文章的出路也出现了；人的出路越来越多，水的出路又为人们昭示了逐梦的方向。这是治水与著文的辩证法，它更强调在生命力的导引下独立摸索和独立施为，文学之道与天道的共荣共生。我以为，像大禹、鳖灵、李冰这样的拓荒者，用坎坷、清廉、摩顶放踵的一生，昭示了另外一种伟力的存在：可为是希望凌空的愿景，有为才是把愿景变成富饶的天府之国。寻找水的出路与探寻人的出路，成了古蜀时代给我们的无尽思考。

从无路到小路，从小路到大路，从大路再通达天际……抵达无人之处的探索者，可能会洗去一身征尘，再寻找一条朝向大光的路径。一个探索者的一生也许寂寞，但他们脚下有力，心中有路，头上有光。

（作者系作家、诗人，第十届四川文学奖散文组评委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