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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东:历史的见证者与承担者
——2021川观文学奖诗歌奖综述


  2021年度川观文学奖诗歌奖评出,是《四川日报》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件盛事。
  这次川观文学奖诗歌奖,颁发给了5位有着独特命名能力和蓬勃创造力的一线诗人,就其本身来说,他们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当然,将这些诗人聚集在一起仅是一种偶然,他们年龄、气质不一,知识背景相异,诗歌风格和话语方式甚至也完全迥异,实难以简单归并于一尊。当然,我们也丝毫没有去遮蔽和掩盖他们精确的个人化的技艺和宽大的生存关怀。同时,更为复杂的是,这里所选的诗歌,也仅为他们一时一地之作,难以代表他们对诗歌的全部理解或者说是经典诗学观念。
  不过,这些诗人和这些诗歌,分享着共同的见证和承担“历史”的诗学抱负与生命激情,让我们看到烛照当代幽微灵魂的一种可能,也呈现了当代诗歌抵达个体化历史想象力的一种可能。
  在我看来,这些诗歌并非迷恋于反讽与悖论、对话情景、戏剧性、叙事等的持久搅拌和“异质混成”的技艺游历和冒险,当然,这并不否认他们在技艺上的发明和创造。他们诗歌所解决的问题,更是对个人存在与宏大历史语境,以及个体生活与具体社会现实之间“缠斗”的综合性呈现。因此,这些诗歌精心于记录个人与历史,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互动、争吵、对峙乃至激活,其汩汩不绝的历史意识,让他们的诗歌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和承担者。
  我个人认为,诗歌中的生存真相、生命本质等歧义丛生的诗学理论,须在丰沛的“历史”中质询才能得以呈现。这些诗人们,充分彰显出较为厚重的历史感。我们知道,“历史”本身变化、发展的,并不是铁板一块、可以随意打包的凝固之物。这些诗歌中强烈的见证和承担“历史”的诗学抱负,就是要重新启动与“历史”的对话,揭开历史那被忘却的“有所不见”的面孔。
  在向以鲜的诗歌《心鼓》中,我们清晰地感受到诗人直接与“历史”展开对话、驳诘和反讽的“野心”,由此为我们呈现出了一曲现代的“天问”。诗歌写道:“别以为有何差别/有所见就有所不见/我们来自同一个深渊/在伟大的黑暗面前/胜券并无太多把握/谁是自由的战士/谁是真心英雄”。
  在诗歌中,诗人抽空纷繁的现实语境,让这一个生命如原子般浮游在天地之间,有了直接与“宏大历史”对视的新的可能,也见证了我们“有所不见的历史”,即那如同“一个深渊”的本真的生命经验。尽管诗人让生命置于“伟大的黑暗面前”这样如冰冷的铁一般的“历史事实”,但诗人却无悲观,也无绝望。而是在此世界本相之中,去重新寻找生命意义的新支点。
  “青铜易锈鼍皮太脆弱/那就以心脏为鼓吧/蚩尤已死 鼓逢逢/喷薄的热血节奏/才是不朽的风雅颂”。进而,勘探了当下存在的真实境遇,在与历史的角力过程之中,诗人让我们抛弃“易锈的青铜”和“脆弱的鼍皮”,重新回到“心脏”,回到素朴的、鲜活的、灵动的存在之中。
  “在万众瞩目的舞台/身怀绝技的宫廷乐师/奏响盛大的韶乐/仰观天文俯视大地/万物欣欣向荣之时/多少人懂得/凋谢和寂静的真相”。由此,在与“宏大历史”的对峙之中,诗人让我们得以享受和承受“盛大的韶乐”和“万物之欣欣向荣”,也同时目击了现代心灵最为幽微之“凋谢和寂静的真相”。
  如果说《心鼓》是诗人在与“纯粹的历史”展开对话,那么谷禾的《屈子祠记》,则选择了屈原祠,这样一个具体的,也极有爆破力的“真实历史”,由此见证“历史里的屈原”(或者说物质里的屈原)其背后的生命。
  诗人写道:“脱漆的木格窗/还可辨旧时痕迹,举目的砖石和瓦当/一次次遭受过洪水浸渍/烈日下的汨罗江/暑气蒸腾,我还见过河床上纵横的裂隙/一群顽童/模仿着流水飞奔//菖蒲葳蕤生长/兰草却蓬勃腐烂气息/苇叶裹身的粽子兀自抛入江心/龙舟竞渡/寻不见他虚拟的魂魄和肉身//居高即为庙宇/从蓝墨水的上游,一枝枯笔落风雨/从此不再写字/如江水,拒绝岸的挽留而汹涌向西//他赴死的慷慨源自绵绵的呼愁吗?/望江亭下/抬眼即云梦大泽/沿岸劳作的人民低头如鸡婆啄米/江水空无/一次次地又把龟裂的南方缝合了//三千年橘树不死/但没有一只橘子比头顶的月轮更甜蜜/更忧伤”。
  在这首诗歌中,“屈原”是朝着两个向度在延伸,一半是以屈原祠所呈现出来的种种“历史里的屈原”,如木格窗、砖石、瓦当、汨罗江、菖蒲、兰草、粽子和龙舟;另一半是慷慨而绵绵不绝的“命运中的屈原”,如魂魄、肉身、书写、愁绪、不死、甜蜜和忧伤。
  当然,诗人并非由此将屈原截然分为两部分,而是将两者交织熔铸在一起。历史和生命,在蓬勃腐烂和葳蕤生长之间杂糅,在暑气蒸腾和绵绵呼愁之中混合,在流水飞奔和甜蜜忧伤里面摩擦,让我们有力重新看到作为历史的屈原祠的辉光,也更让我们透视到“命运中的屈原”的细密波纹。
  在这些诗歌中所灌注的“历史意识”,也指向的是从“故土”以及“偌大的国度”等宏大历史背后,定点于个体,去勘探和究览这个时代之下的“一个人”生死悲欢。由此,诗歌中对“我”的诗性呈现,为我们打开了有着多重褶皱的生命细节。
  如熊焱《出港的长笛》(外一首)所写:“我花去颠沛的半生才抵达这里/宛若一次梦中的回乡/人生中总有这样的时刻——/初见如重逢,异乡似故土/……/我钟情于棚架上的葡萄、李子枝头的硕果/那是生活甜蜜的告白。如果站在山头喊一嗓/必有满坡的鸟鸣,报以命运的回音”。
  在熊焱的诗歌中,其超然清晰的“异乡似故土”,却是在不断地为生命寻找“家”,又更包含着“无家可归”沉痛的现代之感。诗人直视“颠沛的半生”,蓦然回首中,在“异乡”之中发现了“初见如重逢”之喜,也有着“异乡似故土”之悦。但诗人精心地洞察了“异乡终归是异乡”的历史宿命,这应该就是“命运的真正的回音”。
  瘦西鸿的诗歌《异象》,更从“偌大的国度”出发,照见“一代人”的精神与命运。诗歌写道:“从夜晚弥漫的雾 在凌晨散开/仿佛那个哭了一夜的人 扬起脸来/河水缓缓流过 我看不见悲伤/卵石自己洗净自己 往岸上爬//习惯麻木地抛弃如树落叶/车轮依在 那一圈圈疼痛的波纹/被一根竹篙钉在江心/欲谋投水的人投了生//身背偌大一个国度 牵挂难免/无事可奉的时候 就剪指甲/剪掉坏习惯学着说热爱/浑身就不住地涌出冷汗//雾还将在夜晚漫起 我看不见幸福/一个人沿着河堤 走出落花流水/却总是无声地道别 却总走不出/自己早已习惯的孤单和落寞”。
  在诗歌中,“身背偌大的国度”无疑是对一个时代形象的经典见证,而“欲谋投水的人投了生”则是对一代人的准确承担。然而,诗人却丝毫没有营造那种气势磅礴的时空之感,仅仅将之作为那“哭了一夜的人”的生命的背景。有如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一样,这首诗歌将全部的诗性,或者说将诗歌全部历史的时空格局,坐标于这“一个人”身上,着力刻画那“看不见的悲伤”“一圈圈疼痛的波纹”“不住地涌出的冷汗”“早已习惯的孤单和落寞”等曲调,具有“沉郁顿挫”的现代诗性光芒。
  诗歌中的历史见证和承担,并不是为了歌颂和喜悦,也不是为了批判和哀悼,而是为了完成对于“人”和“存在”穷形尽相式的追问和透视。这批诗歌不仅是当下诗歌“历史意识”的一次较为集中的展示,为我们见证和承担了一个时代“历史与人”之间既波澜壮阔又质地浓密的诗性世界,同时,更由于诗人们咄咄的个人锋芒,还让我们看到了当下诗歌历史想象力的新层次、新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