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朋友说，你到凉山州的甘洛，一定要去海棠，那可是个千年古城，历史够你写的！
从甘洛县城出发，向西北行二十来公里就到了海棠古城。说是古城，我却怎么也看不出来，其实就一个山区乡镇所在地而已。给我们作导游的甘洛县文化局赵建敏老师，是一个对甘洛文化有着很广泛很深入研究的人，或许他看出了我们的心思，说，别看今天的海棠不起眼，历史上的海棠却很有影响，是“南方丝绸之路”灵关古道进入凉山的第一重镇关隘。
海棠一词颇富诗意，以此为地名则缘于当年这里的城廓恰似一片海棠叶的形状。我查过相关资料，历史上海棠之名说法不一。唐代前，海棠人称之为“铺”、“达士驿”，彝族百姓也称之“夏达铺”。唐代后才称为海棠。至于其行政机构的建立则也可谓历史悠久了。早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越嶲郡时，就在海棠设阑县。笔者查《华阳国志》，其卷三《蜀志》称，“阑县以前是邛人的都邑，县城在邛部城，和零关相接”。明朝年间，朝廷在这里设置了“镇西守御后千户所”，有步、骑、勇兵丁三百一十名。到清雍正六年（1728年），清廷又在此设宁越营、置都司府管理地方行政事务。到民国时，这里是越嶲县的海棠区和海棠乡驻地，解放后才划归甘洛县，几经变易，海棠镇这一名称被固定下来。
海棠最初的城墙并非砖石垒筑，而是泥土夯筑的土城。明嘉靖四年(1525年)，一位叫胡东皋的观察使在此任职时方始构筑，并开西、北两门，古镇规模初具。后城墙坍塌，长年失修。到清雍正八年方再筑土城。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一位名陈士亨的都司因城墙再坍，奏请朝廷重修得允，才一改土筑代之以火砖垒砌。至今，残存的城墙上还可看到铸有“道光十八年”字样的砖块。
当年的海棠古城虽然不大，却也格局颇具。长达近千米的城墙，设东、西、北三座城门。城内主街有三，分别为大街、中街、正街，另有巷陌若干。因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所以这里建有都司署、千总署等机构，常年屯有重兵。作为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海棠一直是物资商品的集散地，颇为繁华。笔者在千佛寺的一个资料上看到这样一段介绍：“古城店铺云集，著名的就有云升盐店、新龙店、永兴店、云华店等多达数十家；马脚店有新街子刘家店、罗家店、大街上的高家店、杨家店等。”在明清与民国时期，海棠尤为热闹。历史的悠久，经济的繁荣，各种人员的交汇流动，也使这里成为当年的一个文化重镇。陪同我们采访的当地文化人蒋学尧老先生告诉我，当时的海棠镇除了商业繁华，宗教也颇为兴盛，建有不少庙宇，是出成都南门至宁远府道上的第一座庙林古城。
进入海棠镇，沿街漫步，这里与我想象中的感觉差距很大。或许是时过境迁，岁月久远，或许是人们对古镇历史价值重视不够，缺乏保护，小镇已无多少历史风貌可言：街道两边的房屋多为砖混结构的现代建筑，似乎与内地的房屋差别不大，且缺少规划，少了一些民族地区古镇应有的特色.若说不同，那就是这里的居民多为彝族同胞。
在一个以卖民族用品为主的杂货铺前，几位彝族妇女坐在那里闲聊。见人过来，便用好奇的眼光打量我们，仿佛在问，你们干什么来？大家被她们的彝族头饰所吸引，纷纷拍照，几个妇女微微笑着，略显羞涩却不拒绝。
随行的甘洛朋友领着我们前行右转，来到一条小街。当地人说，这叫北街，直通北城门。北街不大，两边的砖房之中尚存几间老屋。我钻进一座老屋看了看，真还很有点特色，穿逗结构，巷子、天井，后院都有，且做工精致，只可惜多年风风雨雨没有维护好，已经摇摇欲坠，还能坚持多久实在堪忧。大概街上的一家人刚办过红白事情，正忙着收拾清理。几只狗在街边张望着我们这些陌生人，目光有些警惕。沿着这街走到尽头，就是我们要寻找的海棠古城仅存的标志性建筑海棠北城门遗址。一块文物保护碑赫然醒目“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海棠北城门”。
今天的海棠北城门已无当年的森严，城门及墙体为砖石砌就，现能见到的大约只有十来米。因年成久远，有些墙砖已经风化，一些砖缝里面还长着杂草，或青或枯，在风中瑟瑟摇曳，给人一种强烈的沧桑感。站在崇山峻岭之间，望着这小小的城门和断壁残垣，我突然有了一种穿越的幻觉，有些失落的思绪似乎也舒展开来。
在不少人印象里，丝绸之路似乎就是那条从西安经甘肃、新疆进入中亚，再往中东到达欧洲的通商之路。其实，这是不准确的。除这条我们熟悉的北方丝绸之路外，历史上还另有两条丝绸之路。一曰“西南夷道”又名“蜀身毒道”。它始于四川宜宾，途经雅安、芦山、西昌、攀枝花，再到云南昭通、曲靖、大理、保山、腾冲，然后从德宏出境，进入缅甸、泰国，最后到达印度和中东。这条总长约两千公里的丝绸之路，始于西汉时期，它比北方丝绸之路的形成至少早出两百年。近来，在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古蜀文物中发现大量的齿贝。这种生活于南亚印缅暖海的贝类怎么会在成都平原的三星堆出现，它们是如何来到这里的？于是有史学家推断，古蜀国时期，成都平原就已经与南亚印缅有着交往了，而这交往的途径就是贯穿中国西南地区的“西南夷道”，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南方丝绸之路。照此推断，这条南方丝绸之路比北方丝绸之路的形成就不是早两百年了，而是早出上千年。所以史学界称“西南夷道”为中国最古老的国际通道之一是有道理的。而第三条丝绸之路则大约形成于宋朝后期，主要绵延于我国东南沿海，史家称之为水上丝绸之路。了解了丝绸之路的形成再来看海棠古城，千百年来作为南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驿站关隘，其地位与作用自然不言而喻了。
站在海棠古城的北城门下，一条小道曲曲弯弯地向远方延伸而去，眺望四周的崇山峻岭，我仿佛看见队队马帮正向海棠古镇络绎而来。当年这条蜿蜒于深山峡谷中的“西南夷道”，每天不知有多少马帮艰难地跋涉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进在深邃的峡谷中。清脆的马铃摇醒东方的旭日，踏踏的马蹄踢出满天星斗，山路上时时回荡着赶马人此起彼伏的粗犷吆喝。而海棠，就是马帮们歇息的港湾，是他们一路期盼的归宿。当一身疲惫的马帮们远远望着海棠古城，看见高挂在驿站门上的灯笼时，浑身累乏顿时消散——到家了，到家了，终于到家了！
如前面所讲，那时的海棠古城，别看是个深山里的小城，却热闹非凡：民居、客栈、店铺林立，男女老少各色人等在这里聚散离合，追逐梦想。白天，城里城外熙熙攘攘人喊马嘶，夜晚，满街茶楼酒肆灯火辉煌，迎送着来自远方的马帮、商人、士兵。碗碗苞谷酒冲洗着人们一天的劳累，块块砣砣肉填充着早已难耐的饥肠。酒足饭饱之后，人们便带着浓浓醉意在这深山小城摇曳的灯火里，在那如水的月色中渐渐睡去，直到此起彼伏的鸡鸣声唤醒又一个黎明。当东方刚露出鱼肚白，他们又走进云雾缭绕的高山深峡，沿着崎岖山路向着下一站继续跋涉，等待他们的或是炎炎烈日、或是风霜雨雪,更有狼虫虎豹和卖路的劫匪。于是，踏踏的马蹄声、清脆的马铃声，马帮小伙子的吆喝声便在这深沟大壑中再次回荡起来。
当年的海棠古镇充满着生气。
（二）
作为灵关古道上的一个重镇，那时的海棠曾经聚居着彝、汉、藏、回等多个民族，这使海棠有着众多庙宇。历史上的海棠古城究竟有多少庙宇？各说不一。蒋学尧老先生讲有十三座，而我在千佛寺见到的一个资料则说大小三十余座。这样一个深山小城能有这样多的庙宇堪称香火旺盛。看来人们将这里称为从成都出南门之后的第一座庙林古城绝不为过。不过今天的海棠镇仅有一座古寺了，这就是千佛寺。千佛寺坐落在古城的最高处，二十级台阶让寺庙大门显得特别突出，一对大石狮子分居寺门两旁，威武雄壮。跨进寺门，转过屏风，我在寺院内走了几圈，发现这里面并非一个佛寺，实际有着多个殿堂，供奉着佛、观音、关帝、土地、药王等菩萨，这在我所见过的寺庙还真没有过。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蒋学尧老先生给我做了解答。他说，早年的海棠城有儒释道诸神的寺庙十三座，诸如观音庙、玉皇观、文昌宫、关帝庙、城隍庙、药王庙、禹王宫、川祖庙、肖姑庙、西来寺等等，在距海棠约十公里的一座叫做大菩萨顶的山上，当年还建有一座大佛庙。这些庙宇供奉各路神仙，远近闻名，吸引着八方信众前来朝拜，香火兴旺。在后来的历史风雨中，这些寺庙先后被毁，最后只剩下一座关帝庙。大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这座关帝庙也被毁，里面供奉的关帝也大劫难逃。直到文革结束后的九十年代，才有热心人将关帝庙进行维修，在里面供奉上释迦牟尼、观音、关公、药王等神灵，并改名千佛寺。
说实话，眼前的这座千佛寺并不像我见过的一些寺庙那样气势恢宏，甚至还显得有些过于简陋。寺中除可见到几尊当年的石狮、少量石刻和浮雕装饰性质的文物，几乎还没有多少值得一看的东西。不过简陋虽然简陋，香火却还不错。海棠人自古便有赶庙会的习俗。当地人说，农历五月二十七是城隍爷的生日，也是城隍庙会的正会，每逢这一天要抬菩萨出游。这庙会虽是为城隍爷祝寿，准备工作却要从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开始，因为三月二十三这天是城隍娘的生日。到农历五月二十四，人们便身着盛装，全副仪仗吹吹打打，唱着扭着，抬上城隍爷金身走出城隍庙沿街巡游。那一天，四面八方的百姓都涌来海棠或看热闹，或去庙中烧香礼拜。这活动一直要延续到六月初才结束。我曾在网络上看过一个视频，拍摄的就是这里年年举行的海棠千佛寺庙会情景。参加的人很多，特别热闹。据当地人说，现在的海棠庙会活动不完全是传统的节庆了，已融进了新的时代元素，古老的祭祀礼仪演变为当地颇有影响的文化艺术节。舞狮、龙灯、秧歌等民间艺术的表演和音乐百戏，诸般杂耍融入在传统的“巡城”中，既增添了旅游元素，又突出了地方文化，吸引着各地游客。
在千佛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块石碑。这块被放置于关帝庙内的石碑刻有“汉夷”两个大字，笔法圆润浑厚。据说这碑最初并非在千佛寺，而是供立在海棠县衙的门前。蒋学尧老人说，这是块残碑，碑上实际不只“汉夷”两字，是四个字：“汉夷率服”。 “率服”二字被损毁了。我仔细看了看依稀可辨的上下款，上款写有“大……郡侯蓉洲……”，下款写着“清同治九年仲冬……”。这里的省略号是无法辨认之处。清同治九年即1870年，距今已有147年了。蒋老先生说，这碑上 “汉夷率服”四字的意思大概是，汉族和彝族都来归顺，臣服。为此，我请教了对民族学颇有研究的一位专家，他说，这碑文实际表达的就是国家统一，民族和睦相处之意。即民族之间，不论汉民族还是少数民族，对国家的意志都认同，对国家的大政方针都遵循，民族之间和睦相处。我觉得这个解释不错，有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讲，“汉夷率服”石碑与1982年在凉山雷波出土的汉夷结盟碑具有同样的意义，都反映了当时各族人们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期盼与追求。看来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团结统一的历史见证，这碑石还真应该好好保护。
走出千佛寺，我们来到海棠镇幼儿园参观“将源”石。“将源”石是海棠镇一处重要石刻文物，位于幼儿园院子里的一个大石台上。我爬上石台，靠近端详这刻在山石上的“将源”二字。字约尺余见方，大字还基本清楚，只是落款风化严重，无法辨认。海棠人说，这是当年一个贵州籍的将领在此驻军时所题写。我问说话人，当年是何年？摇头不知。人们常说“将源兵魂”，看来这个将领一定是个很有见地很有带兵经验的军人。他题写这“将源”二字，是希望自己的部队能够成为将军的摇篮，希望部属都能精神振奋，勇气十足，从自己的身边无所畏惧地走向战场，接受战火的冶炼，成为一个个有智谋，有韬略、有血性的将军。
（三）
参观中，陪同我们的蒋学尧老人一再提醒：你们一定要去看一看石达开住过的旧居。
对石达开，我们都不陌生，太平天国的翼王。他参与的那场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运动，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封建社会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和动摇了清王朝统治。但是到了晚期，这场运动的不少领袖却成了悲剧人物，甚至走向了历史的反面。石达开就是这众多悲剧人物中的一个。1856年，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内讧，残酷的相互杀戮让太平天国走上了衰亡之路。由于天王洪秀全的猜疑，石达开这位智勇双全的骁将也被迫率领二十万大军离开了当时的天京，从雨花台出发开始了长达六年之久的艰苦转战。浙江、福建、广西、湖北、云南、贵州、四川，石达开一路前行，一路苦战，历经艰辛。在清军的围剿中，这支二十万人的大军最终只剩下了四万人。从一份史料里，我读到这样一段文字：“1863年4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兵三四万人，从云南巧家渡金沙江入川，欲实现多年来‘先行入川，再图四扰’的战略方针。同年5月，石军至泸沽，分兵‘越西、冕宁大小两路’一路由小路冕宁县泸沽经大桥至铁寨子、水扒岩、烂泥坪、铜厂、新场至紫打地。一路由泸沽绕越西，经保安至海棠，翻竹马垭口经擦罗、新场至紫打地。于当月14日（清同治二年三月二十七日）黎明，石达开身入险域，陷入困境。”这段文字将石达开在海棠前后的行军路线作了具体说明。蒋老先生告诉我，石达开来海棠，并非一路顺利，曾遭到了清军和地方武装的围追堵截。我手中有一本《四川彝族地区近现代史调查资料选集》，书中收录的《太平军经过四川彝区》一文就有一些石达开军队在海棠一带的活动记载。在太平军由百沙沟经蓼叶坪到海棠的途中，清军与地方武装曾在百沙沟设伏，以滚木、擂石攻击太平军，数百名太平军战士伤亡。不过太平军到达海棠时却很顺利。海棠当地的一些汉族地主听说太平军要来海棠，慌忙逃往少数民族地区。当时的海棠城有驻防清军近三百人，由海棠都司府都司陈士亨指挥。石达开队伍向海棠城逼近时，他们也曾在城楼上架设大炮，对准蓼叶坪到海棠的道路，企图炮击太平军。但见太平军队伍浩浩荡荡势不可挡地奔海棠而来，都司陈士亨突然心生胆怯，害怕起来，于是匆匆弃城而逃。
受清朝官员和地主豪绅“太平军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见房子就烧”的反面宣传，当地一些不明真相的贫苦百姓也曾纷纷躲藏。但是，当发现太平军并非像谣言所说的那样后，便主动出来迎接太平军。一位朱姓农民就率领一些贫苦百姓带着太平军在海棠城内四处搜索官府和地主豪绅的粮食财物。太平军在取得粮食和财物后，即将清军营房和一些地主豪绅的房屋给烧掉，穷苦百姓人心大快。
但是我也感觉到，相当多的记述虽说到了石达开在海棠住过，对其活动情况却记述甚少，语焉不详。这或许是石达开只是短暂路过海棠，并未长期驻扎停留之故。又如对其在海棠的住处蒋家大院，也多称是石达开被俘后清军关押他的地方。如此种种，不免让人困惑。
蒋学尧老人领我们来到一座院子里面。这院子前面是一个大空坝，坝子正对是一幢一楼一底的普通民房，房子左边有一道木梯通往二楼。我数了一下，从左到右共五间房。蒋老先生说，这房子是我们蒋家的老宅，人称蒋家大院。最初大院并不在这个位置，而是与前面的街房同列。上世纪七十年代当地供销社需要修一个公司，于是把这幢楼房整体拆迁，后移到现在这位置，房屋的后面就是一段古城墙。房子整体格局和框架都没有改变，依然保持着当初原貌。
走进这幢十分普通的老屋，一股浓郁的酒糟味扑面而来。借助灯光，我们看见房子里一大池子玉米正在发酵。这些年来，这里被当地人用来办了一个酿酒的作坊。蒋老先生说，房子当年大概就是这么个样子，没多大变化。我在屋子里仔细察看，希望能找到一些感兴趣的遗迹，很失望，什么也没有。蒋老先生告诉我们，当年率军来海棠，石达开和家人就住在这房子里。在这里，石达开的三夫人还生下一个孩子。长年辗转征战，清军围追堵截，死神随时可能降临，石达开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孩子的降生，让石达开欣喜不已，突然有了一种难得的轻松与开心。本应开拔向大渡河进军的行动也为此而停下，他让全军将士都来庆贺孩子的降生，且持续了三天才动身离开，向紫打地也就是今天大渡河边的安顺场一带进发。对这个史实，我在最新出版的《四川通史》清朝卷中也读到过，书中写到：“（石达开）为庆贺‘弄璋生香’，决定与将士‘玩景欢醉’，令对全军将士‘传令犒赏，休养三日。’”没曾想到的是，就这短短的三天，风云突变，一场凶猛的山洪让大渡河水暴涨，本就难渡的大渡河此刻更是浊浪排空，惊涛拍岸，成为不可逾越的天险。洪水让原本还没有来得及做好堵截准备的清军及地方武装有了充裕的时间调兵遣将从容部署，全力迎战石达开。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哪！
我曾反复琢磨这些词句：“为庆贺‘弄璋生香’，决定与将士‘玩景欢醉’”，“传令犒赏，休养三日”，这些词句让我不由生出沉重的感慨：乐极生悲！确实，三天的儿女情长居然让风云一世的英雄顿时气短，麻痹大意的轻敌举动更是贻误战机，一位豪杰的人生悲剧情节于是推向了高潮。短短的三天，让石达开和他的队伍从此走向了覆灭的结局。令人唏嘘的悲剧终于在波涛汹涌的大渡河边落下大幕，以致壮志未酬的石达开也不禁无奈地仰天长叹：“此天亡我也！”闻此长叹，让我又想起了那“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诗句！
在甘洛采访的几天时间里，我曾多次行走在大渡河边，望着云遮雾障的崇山峻岭，望着万仞峭壁间奔腾咆哮的大渡河水，不禁思绪万千。我一直这样想，如果没有当初这三天的狂欢，石达开的人马及时开拔渡河，当年的结局又会是什么样呢？遗憾的是，历史不能假设！
行笔至此，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石达开令全军庆贺孩子降生一事并非如蒋老先生所说发生在海棠镇，而是发生在离开海棠后的石棉紫打地，《四川通史》中的叙述是有根据的。二是石达开在紫打地被俘后，骆秉章是直接经汉源、荥经、雅安、邛崃、新津这条路线将其押解到了成都，不会又从石棉回头往南将石达开押解到海棠城。著名作家蒋蓝在其《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一书中对这条押解路线有详细考证。因此一些资料称海棠古城蒋家大院是关押石达开的囚房之说，值得商榷。我赞同蒋学尧老先生的观点，蒋家大院是石达开被捕前在海棠古城居住过的旧居。当然，作为民间口口相传的往事，我们不必苛求非常精准，只要大事不虚，即使细节有点出入，似乎也可理解。
就要离开蒋家大院了，回首这幢一楼一底的老建筑，我感慨良多。当年的石达开就是从这里出发，走出海棠古城，沿着崎岖的山路向北而行，一步步走向波涛翻滚的大渡河。山风阵阵，军旗猎猎，战马奋蹄，嘶鸣声声，那时的石达开和他的将士们满怀希望，决心从这里走出深山，走出峡谷，走向成都，在川西平原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重振天国大业……遗憾的是，千里大渡河无情的狂涛粉碎了这位天国翼王的梦想，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悲壮的故事，而这座普通的院落便也成为了一段历史的见证。
石达开的太平军在大渡河全军覆灭，一些或因病或战败逃脱的太平军士兵却留了下来。读过《太平军经过四川彝区》一文的朋友就知道，石达开太平军失败后，不少战士流落荒野，为大渡河沿线的彝汉人民收留。为了避免清军的搜捕，群众给这些侥幸留下的战士剃去头发，换上当地人的衣服，教他们说本地话，认他们为干儿子、干女儿，帮助他们安家立业。有调查资料显示，太平军在这一带的后裔现在还有数千人，分布在石棉、甘洛、越巂等县的广大地区，被当地人称为“黄夷”。
说到太平军后裔的事，蒋老先生向我们讲述了发生在他家的一个真实故事。石达开的部队离开后，一位女兵因重病不能继续随队前进，留了下来。看见这位拄着一根竹拐杖、衣衫褴褛、气息奄奄的女兵，蒋老先生爷爷的外公生出同情之心，收留了她。见她衣衫褴褛，高外公找来衣服让她换下，然后准备将那件破烂棉袄扔掉。女兵坚决不让。高外公想，这样一件破烂棉袄有啥稀罕的呢？见其不舍，也没多问就丢在了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二人渐生感情，准备结婚了。女兵说，把房子修一下吧。高外公说，哪来那么多钱呢？女兵找出那件当初准备扔掉的破棉袄，撕开夹层，只见夹层里面全是片片灿灿发亮的金箔，又把那根竹拐杖拿来，打开拐杖的一头，里面抖出的也是金箔。高外公不禁大惊。女兵告诉高外公，这是她多年来的一些积蓄，可以用来建房。于是这女兵便成了蒋老先生的高外祖母。两位年轻人相亲相爱勤俭持家，日子过得红红火火，那女兵最后还以高寿正寝。
对这个故事，笔者读到一个资料，说2007年《四川日报》曾刊发《大凉山：太平军后裔探秘》长篇纪实文章。为此笔者在一个名为“甘洛中学的博客”中，找到了这篇长文。文章说，甘洛县中学一位叫谭黎的老师在开展社会调查时，发现位於乌斯河、金口河一带的高山上，生活着太平军的后代。证实了当地留有不少太平军后裔的事实，而且其中“相当数量的人在漫长的生活和特殊的环境影响下已成族”。除此之外，这个资料还为我提供了另外一条线索，那就是1990年5月出版的《甘洛文史》第九期曾发表《太平天国石达开部在海棠》一文，说海棠镇至今还保存着一个叫“叁棺”的坟墓，墓中埋着一家人的先祖苗氏。苗氏是一名从紫打地逃出来的太平军女兵，她身带巨金，在海棠落户后修筑了一个大院，结婚生子，直至年老去世。联系前面蒋学尧老人的讲述，这个太平军女兵应该就是蒋学尧老人的高外祖母了，不过由于年代久远，故事的一些细节有些出入罢了。
（四）
在海棠，人们除了对石达开的印象深刻之外，当年工农红军的故事在海棠人的脑海里也记忆犹新。我在千佛寺的墙壁上，就看见有记载红军第二先遣队当年在甘洛和海棠活动情况的文字。文字虽然粗疏，但却让我寻觅到一些基本线索。县文化局赵建敏老师和蒋学尧老先生也都热心地为我们讲述过当年左权、刘亚楼、张爱萍在甘洛海棠一带活动的情况。
红军经过海棠的时间是1935年5月，那是一个鲜花盛开的季节。凉山独有的黄色鸢尾花和各种山花把一条古丝绸之路装点得非常艳丽。海棠人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中央红军经西昌到达泸沽县城，准备前往大渡河。而蒋介石也在密切关注着这条行进在高山峡谷中的红流。他明确判断到了红军的目的是什么。因此，他要创造一个历史奇迹，让红军在大渡河边也来上演一幕太平天国石达开的悲剧——他对此胸有成竹。当年的《四川日报》曾刊发了一条醒目的新闻：《蒋介石委任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并以骆秉章诱杀石达开相勖勉》。这条新闻中的杨森就是我的广安老乡，出生于广安龙台镇的川军二十军军长。
红军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的刘伯承，担任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先遣队于五月二十日到达泸沽县城。当时，从泸沽县城到大渡河有两条路可选择：一是偏东北的大路，从越西到大树堡渡河，河对岸就是富林，可直达成都；一条是偏西北的小路，经冕宁，过彝区，到达安顺场，过了大渡河就进入雅安地区。
针对形势刘伯承做出判断，堵截红军的川军如果死守大路上的富林，中央红军要从大渡河上的大树堡渡口渡河会十分困难。因此他建议中革军委改变行军路线，在泸沽兵分两路，主力红军和中央纵队悄悄走小路，从安顺场方向渡大渡河。同时，组建第二先遣队，携一台电台，佯装主力红军，仍按原计划走大路，经越西城、往甘洛海棠至大树堡疾进，给敌人造成红军将在大树堡渡口飞越大渡河，攻占雅安配合主力北上的假象，以迷惑牵制敌人，达到掩护主力红军向安顺场进发，保卫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的安全的战略目的。时任红一军团参谋长的左权、红一军团第二师政委的刘亚楼为第二先遣队的负责人。在海棠采访时，当地人坚持说张爱萍与左权、刘亚楼一起到过海棠，说当时张爱萍是红二军团11团政委。但我在一些权威资料上只见到左权、刘亚楼的名字，却未见到张爱萍的名字，或许左、刘二人当时是这次行动的主要指挥者吧。
据海棠朋友回忆，5月23日黄昏，红军从越西县的梅花乡渡过白沙河。过河期间，国民党的散兵依仗沟深林密的险要地势阻击红军。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仅用5分钟便将其击溃，然后沿着崎岖的山路进入甘洛县的蓼坪村。蓼坪村是“南丝绸之路”的一个小驿站，街道仅800米长，有200来户村民。红军到来之际，受国民党“中央红军是土匪，见人就抢，见房就烧”谣言影响，村民们早已拖家带口上山躲起来，藏在树林中观看山下的动静。到达蓼坪村，红军派一个连继续前进，在距离蓼坪村5公里的腊梅村休憩。大部队则宿营在蓼坪村。部队一边安排人员打扫街道，一边开展宣传活动，向藏在山上树林中的百姓高声喊话：红军是帮助穷人的，是穷苦人的部队，我们是要打倒土豪分田地，打倒欺压我们的刘（文辉）家军。看见红军清扫街道，不进民居，一些胆大的青壮年趁天快黑陆续回到村子与红军交流。红军战士便向他们宣传红军打土豪为穷人、抗日救国的道理。知道了红军的情况，村里的人很快下山回家了。他们有的邀请红军到家里休息，有的主动为红军烧水做饭，有的将家里的木柴拿出，给红军战士烤火用。由于人多，红军战士大多只能睡在屋檐下。红军首长左权、刘亚楼、张爱萍就在一棵正飘着花香的丁茉树下搭帐篷住。
三天后，红军继续前进，前往海棠古城。由于一天前红军侦察连在前方消灭了一些阻击红军的国民党散兵，为佯攻部队前进扫清了障碍，加之宣传深入人心，群众对红军很热情，当地村民主动给红军当向导或帮红军挑物品，部队行动迅速。当佯攻部队走过十里草地，来到一个叫老卡子的哨所时，遇到了敌人守兵与地方势力的阻击，红军迅速击散守敌继续前进。就在即将到达海棠古城时，第二先遣队的便衣队意外地与越西县县长、川军刘文辉二十四军参谋处长彭灿和他带领的一连自卫队遭遇。彭灿当时正带着秘书和自卫队向富林方向逃窜，行至海棠乡附近的一个幺店子，彭灿鸦片瘾发作，停下吸烟，谁知竟遇见红军，结果自不必说，彭灿被捕获，与他随行的自卫队见状也纷纷作鸟兽散。
黄昏时分，红军第二先遣队急行军两小时到达海棠古城，队伍驻扎在城外的制高点施家坪树林中。很快与城内地下党取得了联系，获悉了敌情。海棠城主要由刘文辉少量部队和百余人的地方武装守护，并无重兵。敌守军倚仗城墙高大，认为完全能够抵挡红军进攻，因而防备不严。清楚了敌情，红军与地下党里应外合向海棠古城发起进攻。随着轰隆一声巨响，紧闭的城门被炸开，红军长驱直入。经过不到半小时的巷战，海棠城便被红军占领。进驻海棠城后，按照惯例，红军立即组织人员清扫街道，在城墙上刷写标语。“红军是抗日救国，打富济贫的军队！”“红军到，干人笑，粮绅叫；白军到，干人叫，粮绅笑。要让干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一时间这样的标语随处可见。红军的宣传让一些胆大的群众对红军的情况有所了解。当年的海棠镇有蒋、倪、孙、罗、丁五个大姓，这几个大姓都将自己的房间腾出，欢迎红军入住，为红军提供开水和一些物资。看见红军只与官军打仗，不扰民，居民们纷纷走出家门来看红军，海棠城内一时热闹非凡，群众拥护红军的热情被激发起来。一些贫苦百姓还主动要求参加红军。我见过一个统计资料，当年海棠有70多位彝汉群众参加了红军，这些人多在长征途中英勇牺牲，为海棠增添了光荣。
第二先遣队在海棠住了一晚，第二天拂晓除留下百余人驻守海棠外，大部队则在左权和刘亚楼的率领下直奔大树堡。他们走的是人们熟知的灵关古道，沿着这条茶马古道途经坪坝乡穿过清溪峡，迅速向大渡河靠近。山路弯弯崎岖不平，军情紧急快马加鞭。红军一路以急行军方式跋涉140里，于晚上十点到达越西县的晒经关，将守在这里的敌军一举歼灭。五月二十三日，第二先遣队逼近大树堡附近，川军王泽浚派出一个连从大渡河北岸渡河来到南岸，在大树堡渡口以南的鱼塘要隘上部署一个排，在渡口部署一个排，其余兵力则部署在大树堡镇的街上。敌军还强迫百姓在街上堆上木柴和稻草，一旦红军到达就点火烧街。
抵达鱼塘要隘，红军做出决定：兵分三路，一路进攻大树堡，一路占领要隘，另一路则直接抢占渡口。红军的行动可用神速二字来形容，从发起攻击到结束战斗，快得难以想象，犹如一道红色闪电掠过夜空，以至驻守大树堡镇的敌军都还没来得及点火烧街，小镇就完全被红军占领了，敌连长也被活捉。而驻守渡口的敌军一听到枪声响起，便纷纷抢着上船往北岸狼狈逃去。大树堡渡口南岸完全被红军控制。左权不让战士们去追赶逃往北岸的敌军，他说：让他们回去报信，告诉蒋介石，我们就要在这大树堡渡口渡河北上了！
攻占大树堡渡口后，左权、刘亚楼立即作出了准备渡河的安排：一个团的战士在大树堡的山头上大量伐木砍竹，同时公开征集造船和搭浮桥的材料，还组织群众把国民党政府的区公所拆掉，将拆下的木料运到大渡河边，让大家使劲地高喊号子，使河对岸感到南岸的热闹。又安排一个团的战士在树林中点燃火把满山奔跑，造成林中人声鼎沸火光冲天的气氛，让北岸敌军以为红军主力已经到达汉源县富林镇。红军还把俘获的越西县县长彭灿拉到河边公审，然后当着河对岸的敌军将彭灿斩首。第二先遣队的这一系列举动让敌人相信了，他们断定，红军主力已经到达，就要从这里渡河北上，石达开的悲剧就要在大树堡渡口重演了。敌军于是迅速调整防御，调集五个团近两万余人的兵力到富林镇一带，增强渡口北岸的防守。堵截红军主力。遗憾的是，他们上当了！蒋介石让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的梦想彻底破灭，中国革命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拂晓时分，红军见国民党部队已经上当，立即调头回转，再次经晒经关，穿深沟，过坪坝乡,回到海棠古城休整,于28日翻珠玛垭口，前往安顺场与红军主力部队会合。
第二先遣队以佯渡之态势转移了敌军对安顺场方向的注意，成功地掩护红军主力渡过了大渡河，实现了危急时刻红军战略大转移的胜利。对此，聂荣臻元帅曾有一个精到的点评，他说：“如果没有红五团远离主力去吸引敌人对安顺场的注意力，红一团能否在安顺场夺得那条小船渡河成功还是一个疑问。”
在海棠采访的时间里，我们在红军走过的山路上行走了长长的一段。道路还是那样崎岖，山路还是那样弯弯，但却没有了当年那枪声阵阵紧张急迫的气氛，倒是那路边清清的溪流，片片盛开的黄色鸢尾花，满山流动的羊群吸引了我们，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片山野的平和与安宁。
徜徉于海棠古城，听着海棠人的娓娓述说，我感觉海棠就如一本厚重的史书放在面前，每翻一页就会有新的发现，每有发现便会让人生出新的感受。尽管如此，在我看来，海棠所蕴含的丰厚文化内涵还远远没得到发掘，这里的历史风貌、民族特色也亟待恢复再现。记得在千佛寺参观时，我注意到门口有一石碑，上刻“海棠八景”：晴鸣南水，雨雾凉峰，龙泉晚磬，大佛晨钟，红海黑海，昆松季松，犀牛望月，竹马追风。人们还将这八景联成了一首诗：“晴鸣南水渡碧流，昆季松荫客啼秋。龙泉晚磬经忏悔，大佛晨钟勉虔修。龟蛇紧锁尊武座，雨雾凉峰不自愁。峙外飞鸾驱竹马，云中返佩叱犀牛。”很遗憾，时间不允许我去寻觅这些奇特的景致了，不过，却再次提醒我们，海棠的历史文化亟待人们去发掘、研究和保护，这是海棠未来发展的动力之源！